爱华网中国为何没有伯奈斯？
一名记者与一名公关的对话
甲（记者）：看所谓“公关之父”伯奈斯策划的那些案例，比如如何将香烟卖给妇女、让大众在早餐桌上摆上鸡蛋和腊肉，它们让我想起我国八九十年代那会儿兴起的策划热，两者有神似之处，而让我疑惑的是，但是为何后者现在业已衰落、整个产业的名声被败坏，而前者到今天还被人视作经典之作？
乙（公关人士）：首先有个外部环境问题，伯奈斯迅速崛起的美国二三十年代，政治、法律、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协调、规范的，消费者的市场判断趋于理性，这和中国各方面秩序比较混乱的转轨时期不一样，“点子大师”的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的环境，而这是不能持久的。其次伯奈斯在每个案例中都贯彻了大量实施细节，有强大的执行设计能力，一揽子计划往前推，实际上这是一个整合营销，可是中国的策划大师只是出某个“点子”而已，往往只攻一点，不及其余。
甲：应该说，“策划热”在中国过去之后，中国的公关业这些年的发展陷入相对的沉寂、平缓期，作为一名记者，我感觉身边除了老套陈旧的宣贯手法，就是大量拙劣、粗糙的商业炒作，中国公关业就在这两类手法中苟延残喘，有个性的、巧妙的、不动声色的公关操作并不多。实际上在政治、商业、文化各个层面，公关在中国都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乙：对。现在美国的商业文化、政治文化中都有一个词叫lobby，lobby是会议室外面的大厅，这是“游说”的代名词。写《定位》的那位作者写了本关于广告业的兴起和衰落的书，里面说美国企业以前拿出100万来作推广，可能80万给广告，20万给公关，现在倒个儿了，可能五六十万给公关。我觉得广告对于准确表达企业的诉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企业的精神和内涵，企业如何和社会发生关系，公关起的作用就非常大。“游说”这种文化不但在政治，而且在商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一般中国企业对公关的理解不能不说是肤浅的，我最近参加了一个讨论会，讨论“媒体是企业公关的双刃剑”，我当时说，这个议题就是错的，企业既不能指望着利用媒体、更别想能封堵媒体，无论作一个人还是一个组织，都需要为了“信息对称”做大量工作。
甲：尤其眼下，富人在社会阶层中非常扎眼，企业家和社会、商业和社会的融洽度都不理想，我想不管是企业的公关、还是作为第三方的公关，都应该为这种状况的改善作一定努力。有媒体搞了“最受尊敬的企业”的评选，你作为公关业者，对这样的公关策划作何评价？
乙：且不论这里面是否存在着利益关系，我认为评价最受尊敬的企业这件事本身就是种奢侈，中国企业在赢得社会和消费者尊重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有一个观点，你去看一个企业有没有公关部门，这个公关部门在什么位置上设置，谁对公关这个部门负责任，决定了一个企业现代化程度有多高。
我们有那么多上市公司，有多少家认识到和外界的沟通是必要的？伯奈斯为什么能进行所谓的“大处思考”的策划，这和他所代理的企业、企业家能够理解、支持他分不开。怎么跟投资者、基金沟通，怎么对股价波动进行解释，在这些方面，中国企业差得太远了，不要说信息披露制度不成熟，有的企业连信息披露制度都没有。
企业为什么怕媒体，固然有媒体的问题，但是很多企业他能公开、敢公开吗？实际上，美国的公关业也是分阶段发展过来的，说伯奈斯是“公关之父”是因为他是美国公关发展史第五阶段的创始人，前三个阶段是企业家认为“大众活该”，第四个阶段是“大众该被告知”，第五个阶段才是“相互了解时期”，公关的意义不再是创造“一条单向道”。而你看，中国现在处于哪个阶段呢？
本书为爱德华·伯奈斯的第一本传记。伯奈斯善于让大众购买原本不需要的产品，并且影响大众对事物的看法与种种观念，从而博得“公关之父”的称号。作者通过伯奈斯生前受访的内容以及无数关于他的私人文件，揭露了伯奈斯大半生所主导的诸多重大宣传事件。
《公关之父伯奈斯》
作者：[美]赖瑞·泰伊
海南出版社2003年6月版
定价：25元
【书评】
长大未成人
文/林 森
首先要恭喜中信出版社，在引进了大量的外版工商管理书籍之后，在这个秋天重拳出击，大力造势，推出由两位本土作者所创作的《长大》，这意味着“中信”绝不甘做外版商业书籍进入中国的摆渡人。
也要恭喜二位作者，其作品能受到“中信”如此垂青，众多知名企业家、学者鼎力推荐，书的封皮上明确提示：本书是“第一部探讨中国公司如何不断长大的著作”。
全书论证的出发点是：中国企业在生存逻辑上应该摆脱“延续经营”，代之以“长大经营”。作者在一开始，便举出创立时间相距无多的一组中、美企业来做比较，比如同样是1984年创立的PC公司，联想今天的年营收规模只达到30亿美元，而戴尔却是其10倍，达到300亿美元；华为1988年成立，如今年营收达27亿美元，1984年成立的思科今天的年营收却已是300亿美元。作者因此得出的一个判断是：“‘延续经营’的理念束缚了中国公司的长大。”（P15）
对不起打断一下，对作者的这个判断—这也是全书的出发点吧—产生的疑惑妨碍了我把对该书的阅读继续下去。一惑，作者为什么要将“延续”和“长大”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这两个词无论是在汉语字典里还是在商业字典里都不是一组对立，甚至在商业字典里，企业并不是为了“长大”而“长大”，恰恰是为了“延续”。二惑，如果说作者“偷换了”“延续经营”的概念，将“延续经营”解释为偏保守的、不思进取的、60分万岁的经营风格（“延续经营”的信念通常意味着把风险降到最低—作者语，P9），但是就此认为中国企业长不大的原因是源于保守、中庸的经营理念，恐怕这种说法会让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士、研究者们感到难以接受，我以为，中国根本不缺富有想像力和创造力的企业家，联想长到今天不如戴尔、华为不如思科，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联想和华为经营风格保守、或者经营战略上短视。相反的，这些年倒下的大多数知名企业恰恰是那些没能以恰当方式释放自己骨子里的扩张冲动的企业。
在我看来，作者对“延续经营”有所误读，当然，我宁愿相信这是聪明的作者为了突出他们想出售的“长大经营”的概念而故意给自己找了一个著名的假想敌。
那么，是不是全书就因为出发点的偏差而“兵败如山倒”呢？也未必。两位作者一名是企业界人士、一名是经济新闻记者，他们的资历、身份保证了全书论述具有较为齐备的架构和异常丰富的中外企业案例，看得出，作者在这方面花费了大量功夫。
今天中国本土商业书籍作者的幸与不幸都是一回事：外版书以越来越快的节奏进入中国市场，国内作者可以很容易地站到别人的肩膀上（我发现本书最后所列的参考书目几乎全是这三四年以来引进的外版商业书），但是随之也要承受读者更加挑剔的眼光。
由此，我们发现，《长大》一书，从选择市场卖点、营销策划包装等方面，确乎代表着国内出版业、本土作者令人惊喜的成长，但是与工商引进书籍的标杆相比，《长大》还没有完全“成人”。
全书以“企业长大”为核心理念，从不同角度切入分析了上百个中外公司的成长案例，把企业长大的问题集中在五个方面：长大的精神、长大的行动、长大的外力、长大的文化和长大的戒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