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光甫认为，做银行经理，不仅要“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得人和”，还要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全局和行情都要把握得准
口述/孙曜东 整理/宋路霞
银行界的“神话”
创建于1915年的上海银行（全称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建时很不起眼，曾被人讥为“小小银行”、“小上海银行”和“平民银行”，因为它的规模实在太小了，只有10万元资本，而且从董事长、总经理到普通行员，总共才有7个人，连当时的一些钱庄，如永丰、福康、顺康都不如，所以在金融界很受歧视。筹备开幕典礼时，到底要请那些头面人物前来参加，董事们也是费尽思量，请名气大的吧，怕人家不来，反而有失面子；请名气小的吧，又怕起不到宣传作用，结果连银钱公会的董事朱五楼都不敢请。其窘状可想而知。
然而仅仅过了五、六年功夫，这家银行的状况就有了很大改观，并开始做国际汇兑业务；10年后就与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并驾齐驱，成为江浙财团的“南三行”之一；到了抗战之前的一段时间，该行的存款额曾一度跃居全国私营银行之首，还在上海宁波路50号建起了七层银行大厦，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00多处分支行和营业点，使得人们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到了抗战期间，连蒋介石也要仰仗该行总经理陈光甫的大名，请其利用他在美国的各种关系，代表国民政府赴美借钱了。这段“神话”般的故事，在民国金融史上堪称奇迹，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该行的总经理陈光甫先生。
报关行里的打工仔
陈光甫先生（1881-1976）是江苏镇江人，其父陈仲衡曾在家乡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大概由于生意不好做，后来到了汉口，进入一家外国人开的报关行做事。陈光甫那时只有12岁，随父来到汉口，在父亲做事的报关行当学徒，一当就是7年。
旧时的学徒生活非常艰辛，吃饭时你要站在一边端菜，添饭，别人吃完之后才轮到你。如果人家把饭吃光了，你就只好打扫锅底，因此常常要饿肚子。晚上就睡在地板上，夏天则露宿凉台。有客人来时要奉茶敬烟，早晨晚上要负责开门、上锁，大致行内别人不愿做的一切杂役琐屑之事，都是学徒的活儿。学徒生活给陈光甫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曾多次向人提起这段生活，说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劝人在做事时，首先要有不畏艰险，不怕吃苦的精神，才有成功的可能。
陈光甫是个有心人，7年学徒生涯中始终未放松工余学习英语，同时留心学习报关行的一般业务和金融知识，这使他在18岁的时候，终于脱离了报关行，顺利考入了汉口海关邮局，几年后又由于英语出色，转入汉阳兵工厂任英文翻译。这期间他对新知识、新事物充满向往，尤其对商业金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04年，他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1904年，美国举办规模空前的圣路易斯世博会，清政府为振兴国势，决定组团参加，并由清皇室贝子溥伦率团前往。陈光甫因通晓英文与商务，被湖北省选为参加世博会的工作人员，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国土。
那次世博会历时7个月时间，令陈光甫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博览会上展出的电子管收音机、自动交换电话、福特T型汽车以及电动公共汽车等，都是当时最先进的东西。全世界的智慧和物产精华似乎都一下子推到了他的眼前，令他深受震撼。博览会结束后，他决定留在美国学习。他这个决定得到了他的岳父景维行（在汉口经营茶叶出口贸易）的支持，向他提供了部分经费，他本人又申请到了部分官费。留学6年，到1910年，已是满腹经纶的陈光甫，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毕业，获商学士学位回国。
我的堂房大哥孙元方当时与陈光甫同在美国留学，学的也是商业金融，相互关系极好。回国后孙元方曾想拉陈光甫到孙氏家族的企业中做事，可是陈光甫自有雄心壮志，在1915年创办了自己的银行。
“平民银行”的艰难起飞
上海银行创业之初资本只有10万元，而实收只有8万元，直到临开业之前，仍未凑足10万元之数。那时庄得之（常州人，信义洋行的买办，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妻弟）投资2万元，就是最大的股东了，因此当上董事长。陈光甫只有5000元股份，其中不少还是借来的，当了总经理，其余股东不是亲戚即是朋友，股资都有限，所以召开第一次股东会的时候，总共7个股东就都成了董事。
那时一般的银行老板都极力拉拢、靠近外资银行，因为外资银行资金雄厚，一旦发生金融风潮可借一臂之力，所以汇丰银行和大通银行的大班在上海非常神气，似乎人人都要拍他们马屁。在吸收存款上，银行家们大多在官僚老爷和军阀身上下功夫，因为他们有钱，只要应酬得当，有时一张支票就是几万、几十万，存款积累既快又省事。而陈光甫则选择了一条艰苦的服务社会、服务平民的道路，提出“从小处做起，为人所不屑为”、“人争近利，我图远功”的原则，在全国率先面向大众，开办一元钱存折（一元钱即可开户头），想方设法汇聚中小企业和社会上的闲散小额资金，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零付、存本付息、子女教育储金、养老储金，礼券储金等等名目繁多的、有利于市民计划过日子的储蓄项目，在各大中学校还设立了办事处，为学校代收学费；提倡学生勤俭节约、零星储蓄；在教会中也吸收外国人的外币支票转作存款等。他认为这么做，银行的工作人员虽辛苦些，但能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走人弃我取之路，同时他认为小额资金的稳定性好，在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为区区之数反复折腾。
果然，一元钱储蓄存款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原先与银行素无缘份的普通市民也成了银行的储户，每天前来储蓄的人在柜台前挤成了团。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国内要求民族自强的爱国思潮已蔚成风气，青年人和有识之士往中资银行跑的越来越多，所以上海银行开办之初，颇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助。
那时有个无聊的人，为了试探上海银行服务的虚实，曾拿了100元钱来要开100个银行户头。银行职员明知其开玩笑，但为了维护银行的信誉也照开不误。此事固然是麻烦的，但效果却出人意料，传开后竟成了上海市民家喻户晓的笑话，无形中为银行作了大广告，前来存款的市民更多了。几年下来，几乎无人不知上海银行了，存款额到20世纪20年代初已达600多万元。
办银行的秘诀
——重视“调研”
1927年前后，上海银行已俨然成一家大银行了，吸收存款达数千万元。随着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该行对民族工业的贷款也逐年增大，常年要占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一，最多的年头达到40%，主要是向上海，无锡、南通、芜湖、蚌埠等地的纱厂和面粉厂贷款。著名实业家张謇和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均是上海银行的放款大户。抗战期间该行的存款已是上亿元，放款的户头就更多了，仅较大的工厂单位就有200户，放款金额超过四千万元。受惠的户头总数达2000多户，放款总额比金城银行还要多，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上海银行数十年来的工业贷款，一般都能达到预期目的，其利率是一般存款的一倍多，银行因而获利甚巨，很少出现“呆账”、“滥账”的情况。这当中除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把关外，与陈光甫刻意设立的一个调查部的工作也大有关系。
这个调查部于1928年成立，由留学日本帝国大学回国的留学生资耀华担任经理，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经济调查处；二是信用调查处；三是内外咨询处，同时还要研究、编写重要商品、大宗出口商品和可做放款抵押的商品的经济情报，供总经理作决策参考。这个调查部实际上是个经济问题研究所，是依照日本人的做法，不仅对具体的经济实例和个案问题作调查，而且要求对宏观经济，尤其是国内外金融信息广为收集，并作出分析和判断，工作非常细致，工作量非常大。调查部的工作有的表面看来与银行业务无关，而陈光甫却认为很重要，如调查、分析国家的经济政策、市场变化、外汇涨落，进出口行情的涨落，以及各地米、棉、麦、煤等重要物品的收成情况和产销情况，总之是要掌握和综合多方面的情况。他认为作为银行经理，必须“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得人和”，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全局和行情都要把握得准。
这个调查部实际上是陈光甫的脑外之脑，情况摸清楚了，遇到重要的问题，才能避免重大失误。例如对上海一些巨商富户，像荣家、刘家、郭家等，在还没有与他们发生业务往来之前，调查人员早就在暗中收集他们的材料了，并将材料其中起来研究。调查部知道他们的实力多少，当年盈亏、经理的管理方法以及负责人的性格等等，有时不仅要知道其财产情况，而且要了解对方的品质、家庭和社会关系、经营作风等，因为这些对于他所经营的企业成败都有关系。调查部将调查来的情况分户列卡，材料逐渐积累到几十个箱子，这都是上海银行开展业务的依据。
那时天津有一个叫奚东曙的大商人，是段祺瑞的女婿，开办了一家大商行，生意做得很大，出手非常阔气，在天津商界是个数得着的人物，许多银行都巴结他，给他大量贷款。但是上海银行从调查部调查来的情况得知，此人经营作风不正，好搞投机倒把，表面上看他钱多，但负债也很多，他把有限的钱今天存入这个行，明天存入那个行，给人以钞票很多、业务繁忙的假象，其实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于是在贷款上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而其它银行互不通气，各有各的打算，一直被蒙在鼓里。后来这家商行真的倒闭了，老板也跑了，贷款给他的银行都吃了巨额倒账，而上海银行安然无恙。
宁可得罪权贵也不得罪储户
陈光甫常对下属说：“信誉是银行的生命”，“银行是靠信誉来生存的”，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成功之法宝。
1927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为筹军饷，国民党曾命令武汉的银行界停止兑付现金，引起武汉一带金融秩序的动荡，钞票迅速贬值，银元黑市猖獗。其他银行均照令执行了，而惟独上海银行我行我素，凡在停兑日之前存入银行的，一律付给现银；凡在停兑日之后存入银行的，则按存款日的钞票市价支付。拿陈光甫的话说，道理很简单：我拿了人家的银元，有什么理由不还人家银元？一个银行如果没有信用，就等于自杀。所以他为了银行本身的长远利益，宁可得罪权贵而不愿得罪储户。他命令汉口分行的经理唐寿明，照样兑现，使得该行的信誉更加巩固。当时汉口分行的存款总共才几百万元，挤兑风潮一来，需兑现的量很大，汉口分行为此损失了一百多万元。这表面看来似乎是吃了亏，但羸得了储户的信任，事件平息之后，存款反而激增。
这件事当然引起当局的不满。聪明的陈光甫眼看国民党要打败北洋军阀，事后便积极弥补关系，在国民党向银行界摊派“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时候，很卖了一阵气力，还当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主任，这时已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血腥屠杀的前夕了。至于银行界，当然对他也有看法，因为大家都停兑，独你上海银行不停兑，显得你一枝独秀，独占风光了，同行业有的人自然气不过，后来眼看陈光甫日益发达，更是如鲠在喉，一旦有机会就推波助浪。
上海银行的股东里，有一部分是盐商，如一个叫李闳菲的盐商就是该行的董事，生意做得挺大，所以该行做盐业的放款也很有规模。1931年武汉大水把上海银行押款盐运的40万担食盐给淹了。这时有人出来造谣生事，说是上海银行马上要倒闭了，引起汉口分行的提兑风潮，并从汉口蔓延到南昌、九江、南京，上海总行也大受冲击。那一阵的确把陈光甫弄得很紧张，他一方面命令全体行员泰然处之，来者不拒，要现就付，要若无其事，不要紧张；另一方面亲自到处请朋友调剂现银。
好在他一向重信用，说出去的话驷马难追，在朋友中威信很高，尤其有几个铁哥儿们，困难时期大家都肯帮忙的。对他帮助最大的要推中国银行的张公权和浙江实业银行的李铭，三个人几十年的交情始终不渝。在1916年中国银行抗命，抵制袁世凯的“停兑”命令时，陈光甫坚决站在中国银行一边，与张公权建立了友谊；1927年国民党为筹饷，向中国银行提出借款1000万元的时候，张公权不干，双方形成僵持，是陈光甫调查清楚了国民党财政部的下一步棋，向张公权透露了关于“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实情，由此解除了张公权的顾虑，答应先行垫借，待发行国库券后再收回，从而也解了张公权的围。这次轮到陈光甫被“围”了，张公权自然鼎力相助，破例允许陈光甫以新造好的银行大楼作为抵押，借给80万元现银，并且在大白天把现银一箱一箱地运抵上海银行，甚至打开一个个箱盖，堆放在银行大厅和台阶上。前来挤兑的市民一看如此情景，明白上了人家的当了，人群逐渐散去。经过这次挤兑风潮，上海银行的信誉更加坚挺了。陈光甫从中也得出了经验，平时库存现银一定要有相当的比例。放款所取得的押品，一定是要易于脱手的押品，否则一旦风潮来临，便会措手不及。
“白银使者”与“桐油借款”
过去有人说陈光甫与蒋介石拉得很近乎，帮蒋介石做了不少事，这是事实，但对有些事情应作具体分析，看是在什么情况下，具体做的是什么事情。据我所知，陈光甫早年一贯奉行“敬远官僚、亲交商人”的处世态度，是想做个靠自己的本事独立发展的民族银行家，所以蒋介石曾几次要他出来当官，管财政，他都不干，专心办自己的银行。到了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时时要以入股等方式，想挤进、控制和吃掉私营银行，他就只得在政界找靠山，以获取一席之地。他与宋子文的矛盾一向很深，与孔祥熙的关系好一些，那是因为孔祥熙在上海银行创办之初，就是该行股东，况且他们还是留美学生兄弟会的成员，所以他对孔很接近，对宋很反感。当年在武汉的时候，尽管他抗命不执行“停兑”的命令，但他在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间，他还是支持国民党的，认为北洋军阀太腐败了。至于上海的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危及资产阶级的利益时，陈光甫为维护其银行家的利益，的确是站在对立面的，这是他的阶级属性使然。
至于说是为国民党政府做事，他的确是做过两件非他不能胜任的事情。一是在1935年国民党实行币制改革的时候，遇到了国际市场白银猛跌，导致中国币制基础动摇的大麻烦，孔祥熙请他出面赴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谈判，正式签订了“中美白银协定”，才解决了问题。第二件是抗战期间，国民党急需外援的时候，蒋介石请他出面再次赴美找摩根韬谈判，结果谈成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前者是因金融全局的利害所系，后者因抗战的大背景，应该说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之所以叫陈光甫前去谈判，那是由他的国际地位决定的。上海银行从1919年就开始做国际汇兑生意，一贯讲究信誉和服务质量，赢得了美国银行界的信任。他是上海银行的总经理，又是中国银行的常务董事及中央银行的理事，自然可以作中国谈判代表，但关键还是因为他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的私交很深。摩根韬原是纽约化学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该行与上海银行多年往来，友谊很深，摩根韬又很欣赏陈光甫的为人和工作能力，所以，赴美谈判非他莫属。
让每一个行员都成为股东
陈光甫对银行内部的管理也很有一套，他行里的行员的工资比任何银行的工资都高，人家银行行员每月30元，他行里40元，但要求也很高，而经理、副理的工资则与其他行相同。职员迟到10分钟，算半天旷工；迟到半小时算全天旷工。全年不请假的给予奖励，优秀者送出国深造，同时还开办训练班，公开登报招考，每期20人至30人，半天学习，半天实习，他称之为他的“黄埔军校”。为了留住人才，他规定，按职务和年限，职工可以购买相应的本行股份，让职员都成为银行的主人，形成“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风气。对于高级人才，他更是情同手足。抗战中上海银行总管理处迁往重庆，而总行仍在上海，朱如堂为总行总经理，我与之相熟。朱曾因暗中与重庆联系，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我参加了营救工作。抗战胜利后，陈光甫为补偿他坐牢的损失，补贴他15万美金，并把他调到重庆，避开了国民党“肃奸”的风头。解放前夕陈光甫去了香港，后又转到台湾，于1976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