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隐于股市
王巍能把夏斌的简历说成绕口令。
夏斌今年52岁,1984年从五道口毕业,先到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然后是证监会部门主任,深交所当总经理,又回到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再到非银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从金融研究所到金融研究所,夏斌给自己画了一个圆圈儿。
怎么能从这个瘦弱的上海人身上看出如此复杂的经历?怎么想像他在香港买了假胡子躲避黑枪的样子?
考入五道口货币银行专业时夏斌30岁。大学学政治经济学的他毕业后在财政、银行合并的财政工作一段时间。“一个学经济的人,对什么是贷款余额、现金控制都弄不懂,不学习怎么办?”于是好学的人自愿到分家后的人民银行工作。
那时候孩子刚刚落地,放在姥姥家里。夏斌星期六回来洗尿布,星期天晚上又回到五道口读书。“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机会,学习的热情非常高。”1983年,夏斌得到日本野村证券研究所的奖学金,去日本研习证券。1984年回国的时候,“一些同学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金融市场,当时不可想像。英国《金融时报》,日本《经济新闻》,美国报纸都登了。”在当时为改革献计献策的热潮下,五道口首届毕业生夏斌与吴晓灵、李弘等同学自愿一起来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决心一起搞研究:“都想着为中国金融市场的启蒙、宣传出把力。”1985年,夏斌设计出一套复杂的中国金融市场框架,引起不小震动。之后又写出论述货币供应量的论文,获得中国金融学会第一届优秀论文一等奖。在出国、下海热浪下,其他几位同学先后离去,剩下夏斌等二个人在研究所里待了7年,升职为副所长。1993年初,刘鸿儒把夏斌要到证监会,随即把他派往深交所任总经理。
在日本的时候夏斌曾想回国好好搞个综合研究所,或者最多办个证券公司,没想到蹲了研究所的冷板凳7年后,这个机会竟然这样意外地来了。“很兴奋。我在研究所研究了7年,现在让我到深交所,干真的了,你想那是什么劲头?”
初到深交所,一直在跌的股票突然开始飘红,于是有人传言夏斌是朱总理派来的人,带了几十个亿来救市。“我当时目标很明确,就是赶超上交所,把深交所做成中国最大的交易所。”
夏斌发现深交所的开户、营业点设置都存在问题,他开始改革,更多的时候是需要与方方面面协调。股市好景不长,又陷入跌势。“那个时候每天都有恐吓信,还有带血的恐吓信。秘书怕影响我正常的工作情绪,不让我看。”威胁各种各样,夏斌最害怕的是交易大厅被人炸掉。他跟保安说:“如果你们看到有人抱着什么东西往里冲就先用警棍把他打倒,不要往死里打,把抱着的东西往交易所门口广场扔,一切责任由我负。”
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平仓案把夏斌再次推到危险境地。由于事关重大,夏斌以静制动,迟迟没有公布平仓价位。大批股民包围了正选李子彬当市长的大会,公安无奈,让夏斌跟大家见面。一大批公安警察簇拥着夏斌,怕遭围攻、殴打,夏斌说他们现在不会打我。有的股民一辈子的积蓄都赔进去了,又哭又闹。夏斌劝他们不要闹,好好讲,并许诺会认真研究。经过仔细调查,夏斌宣布了一个让大多数散户不赔钱的价位,一场风险至此化解,炒作新闻的一批香港记者也无奈散去。
27个月的深交所总经理生涯留给夏斌一个永久的纪念——糖尿病。在一个初创时期的市场里,夏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并且留下三个遗憾:他主张采用让利给异地政府的方式吸引当地企业到深圳上市,一下子压着上交所,但是没有实现;没有促成中国证券市场离岸市场的建立(只限于外国人操作);没有把围内称得上第一批的互联网业务引向深入。“我在一到深交所的员工大会上曾说过,我们如果能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上哪怕是划上一个标点符号就值得欣慰了。”
因内外交困而“太累太累”,1995年末夏斌打道回府。当他只身回到北京的时候,也许深夜里还会想起那粒打进他“凌志400” 汽车上的子弹。他只好让那个疯狂的年代留在他记忆里,渐渐远去,但使得上海男人夏斌像一个在北大荒锤炼过的男子汉一样经历过的日子,也就是那他最后不得不告别的27个月。那时候,他曾经与他的司机一起蹲在马路边,把车灯灭了,在大排挡吃一碗牛腩粉,为的是在那些高度紧张的日子过一下平民,打工仔的生活,能够一丝丝地把心情放松下来。
夏斌在北京羊肉胡同的家里休养了10个月,每天买菜、看书,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喘口气的机会。随着高度紧张的精神渐渐平复,虚弱的病体稍得以恢复,夏斌又想做事了。“你回总行时的脸色面带菜色,一副病态”,这是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当时对夏斌的印象。与20年前那个五道口的学生相比,夏斌承认自己变了很多,“可我还是一个有点儿理想的人”。王巍认为夏斌“有思想,脑袋里总想着大事儿”。
现在,自愿从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一个“很有权力”的机构出来,夏斌又回到了研究工作中,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这个调动很多人不能理解,其实没什么。”2001年7月,震惊业界和高层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问世,夏斌这个名字又开始被更多的人知道。“有人说这个报告让我出了名,其实他们不了解我。”
夏斌把自己过去看得很淡,本刊记者3人在位于长安街边上的五福茶馆从晚上8点“纠缠”他到11点半,期间他总是玩笑不断,害得我们的小记者晕乎乎的,几乎难辨真假。我们采访到的人物里,夏斌是提到五道口同学名字最多的一个。他和他们一起经历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那时候专业人才少,所以我们就有了机会。是我们的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