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他们曾经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即将到来的新一轮金融创新，尤其需要他们身上的那种金融企业家气度
“平静的表面下，一场变革正在酝酿之中。新生代银行家们出现了，他们在商业学校里接受了教育，把获取净利作为思考的所在。新思维派的精神中心是……，在那里受过教育的人们撒向全国各地，纷纷占据了其他银行的首要职位。新的金融工具被引入了，一些银行开始更加积极地运用它们的资本……”
这是乔治·索罗斯在他著名的《金融炼金术》一书中描述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界变革的一段话。这段文字，多么像是在描写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的一所学院和它的首批62个毕业生啊！
1982年的3月和9月，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偏居京城一隅的北京五道口，先后迎来18个和22个学生，在五道口历史上，他们分别按年份，被称为81级和82级，但事实上同在一年入校，几乎分辨不出谁和谁不是同班同学。次年，又一批22个学生入校。这一共62个学生，成为五道口的“老三届”。
这62个学生在毕业后大多进入正处在大变革前夕的中国金融界，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他们这一群不安分的青年，在按部就班的中国金融领域搅起了一波波创新实践浪潮。他们发起或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深圳、海南、北海、香港，哪里最火热，哪里就一定有他们最活跃的身影。今天中国的金融产业的格局与版图，留下了他们的诸多拓展印记。
20年后，《中国企业家》决心寻找这62人。我们相信，今天中国金融领域又处于一个大变革的前夕，更需要他们身上体现出的那种金融企业家气质。然而，出乎意料和令人遗憾的是，这62人中的大多数，已离开他们当年创建的事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不断经历一次次的赋闲）；许多人甚至销声匿迹，即便发动同学、师长，也无从找寻—他们早已退出金融业的主流，甚至，彻底退出了这个“江湖”，过起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最终，我们只找到了其中不多的几位，又根据校友们对记忆的整理，记录下了这10个人。
五道口
“五道口”是金融圈对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俗称。这是一个多少有点神秘的机构，在金融界大名鼎鼎，圈外很多人对它的正式名字、是不是一所大学，都弄不太清楚。
1980年，刘鸿儒以常务副行长身份参与完成恢复农业银行的工作，回到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分管银行改革。那时，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相继恢复、独立出来，建立横向的金融市场的方向也渐渐明朗。
“当时，整个金融系统干部面对很被动的局面，思想还局限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知道要改革，但是不知道怎么改。我们的大学，用的也都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教材，五十年代从苏联搬过来，没有大的改变。这种环境下，要推进金融业改革，必须培养一支既懂得市场经济又了解中国国情的队伍。”不可能直接推动大学的改革为金融系统培养干部，刘鸿儒和他的同事们就想到建一个研究生院。把这个想法报给人行党组，当时的书记李葆华（李大钊之子）很支持。
1981年9月，研究生院在北京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尚未启用的一个卫生院，几栋简陋的小楼里，正式成立。以后，“五道口”这个简洁而又像暗语一样的称呼赢得了所有与它有关的人的喜爱，就渐渐地代替了它的标准名称了。
研究生院一成立，就碰到一个争论。
国家教委提出一个要求：必须有自己的教师队伍。但是，创办者养不起一支独立的教师队伍，也不想这么干。他们的想法有点“建制外”：聘请大学及国外名牌教授，搞杂交优势，不象其他高校教师近亲繁殖。有点类似现在的商学院，但在80年代的教育界非常“异类”。
于是，五道口就聚集了中国金融界当时所能拿出来的几乎全部精华，其中既包括备受尊敬的学界前辈如陈岱孙、金融学术界泰斗黄达、当时最著名的市场经济学家厉以宁，也包括像刘鸿儒自己以及人行各司的司长，当然，还有人总行金融研究所自己的研究员们。从1984年（级）起，开始聘请外籍教师，到 1985年达到高峰，请了90多人。外籍教师分为两种，一种是定期专程来上课，另外一种是趁来华开会、考察的机会，请到五道口做演讲。在整个80年代，一批国际金融大师在这个简陋的学校，向未来中国的金融创新者们介绍当时金融领域的最新潮流。“他们去的时候很兴奋，没有想到中国（金融）人才已迈入市场经济了。”刘鸿儒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点兴奋。
课程的设置，也有点“反建制”。“不停的改进，重新设计，请世界银行的专家改造，更贴近现实，跟上国际金融市场的潮流。”（刘鸿儒语）
五道口刚开始的“老三届” 研究生们，大部分上过山下过乡，刚刚从田间、地头、马路和车间里出来，直接从学校考进来的占少数。按道理好像他们的数学和英语应该不会太好，但其实却正好相反——五道口毕业生后来所以有机会在中国金融界翻云覆雨，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沾了人民银行的光，而是第一，他们都学习刻苦，加上有社会阅历，专业方面掌握得很好，实践上更容易沟通；第二，响应老师号召，英语和数学的底子打得结实，继续学习的前提就有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陆续拿了博士和博士后学位，其中相当一部分在80年代中后期陆续出国深造，又获得了西方的视野和经验。10人中的王巍、蔡重直等人，后来反倒以“海归”著称。
采访中，几乎所有人都向记者回忆起当时的奇特的学生生活。
在三年学习期满“出师”以前，作为当时主导中国金融改革方向的人民银行总行的嫡系，他们有很多机会直接参与到当时的改革实践中去，这其中既有理论探讨的实践，也有亲自下去调研和见习的实践，一边学习，一边成为当时急需人手的中国金融改革队伍的最活跃的“掺和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我们即将提到的刘渝即是其中之一）甚至得以时常进出中南海，就改革的前沿问题跟最高领导层对话。1984年，他们终于掺和出一次著名的“合肥会议”，那次深深打上五道口烙印的历史性会议，成为五道口历史上最初的、但也是永远的荣耀。
院长、教师、课程，五道口在当年，简直就是一所培养金融创新者的“反建制”学院。接下来，该它的学生们上场了。
“金融企业家”
1985年9月，是五道口第一批毕业生离校的季节。81、82两批学生基本上是同期毕业。那时候，大概还很少人能预见到这批学生的将来。五道口是初创不久的学校，没多少人能认知他们，所以第一批毕业生大部分进了人总行的各个机构，以后的日子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从体制内慢慢脱离，而小部分，则始终留在了体制内，其中吴晓灵（班长）现在做到央行副行长，至今仍然是班里“最大的官”。
五道口的学生，与其它金融院校毕业生有一个很大不同：做官的人少，大多数人直接冲向深圳、海南等金融实践的源头，扑下海实际操练。有人说，五道口出“金融操作者”，而非“金融官员”。唐旭打趣说，“我们五道口尽出金融领域的技术官僚。”
他们毕业，正赶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一轮金融改革与创新大潮。从一所充满创新精神的学校，学了一大堆改变现实的理论出来，很快投身到即将展开的金融创新战场，这样的路径选择，在逻辑上非常合拍，气质上很是适配。刘鸿儒说，“当时他们在五道口学到的东西是超前的，在中国前所未有。而且他们不仅有理论，还有实践。在改革的大背景下，他们自然会走在前列。因为有使命感，对国家有责任心，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创新。”当然，强烈吸引着这些人的，是刘鸿儒等“老师官员”提供的机会。
机会。每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五道口”人都提到了机会。“一个时代给这群人的机会，这是命运。”戴志康说。改革—那个年代火红的字眼，下面覆盖着无穷的机会。那些大多有过上山下乡插队经历的学生就像是一批激情积蓄多年的演员，在一个合适的时间，遇到了一个好的剧本，一位好的导演，演出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大戏。”
“1985到1992年这一段，是金融机构的黄金扩张时期。那个时候，他们（五道口的毕业生）都很有冲动，人人都有想法去办一个机构，很多大行大证券公司也都想办分支机构。你去说我去，就去了。”唐旭是1984年毕业生的学生会主席，一毕业就留校，据说是惟一一个一毕业就留校并且从此没有离开过的学生。唐旭承认，那是“一种很强很强的诱惑”，但他最终听从了校方的安排。
至今为止，除了已“退出江湖”的，剩下的老三届们依然牢牢地“卡着位”，以至于五道口的后辈们不得不感叹，“再也没有机会了”—机会都被师兄师姐们占完了。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记录：
1984：蔡重直，以学生身份，在1984年合肥中国第二届金融年会上提出建立中国金融市场的“蓝皮书”，在中国金融改革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1987：刘渝，参与创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银行；
1987：廖熙文，全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理；
1987：刘自强，中国第一家股票上市金融机构—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长；
1992：戴志康，在海南创建中国第一只基金—富岛基金；
1993：夏斌，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
1998：武捷思，参与业界瞩目的粤海重组大案，并于2000年开始掌管广东最大窗口公司广东控股；
2001：万建华，组建中国银联，提出“一卡通”；
2002：张化桥，第一个关注内地赴港上市民企、引发极大争议与震动的分析师，连续两年当选“香港最佳分析员”；
……
一长串的“第一家”、“最早”，令人目眩的中国金融创业家记录—中国金融史上，还会再有这样高密度的创业期吗？
这些曾经参与创建了许多金融机构的人，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金融企业家”？我们把这样的问题提给刘鸿儒老先生，他回答的很肯定：可以这么称。任命你到国家的银行去当行长的，这叫干部分配，这不叫企业家，只能叫行长。但那些创建了一个银行、一只基金、一个证券公司的人，就可以叫做“金融企业家”。
离开或者赋闲
在令人兴奋的创业黄金期之后，五道口出来的“金融企业家”，一个接一个相继离开了自己创办的事业。这一点，一直令我们很是困惑。在实业领域，第一代创业型企业家，大多和他的企业紧密结合在一起，一起长大出名，成为实业领袖。但金融领域的这些创新家创业家，为什么很快就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事业，短短数年即淹没在历史洪流中？
金融创业者的“赋闲”现象，很值得研究。其中的缘由，很可能影响到未来新一轮的金融创业高峰。
找寻他们的下落非常不容易。
招商银行创办人之一刘渝。据说，刘渝很早就已经做了“寓公”，但“下落不明”；
特区证券创办者廖熙文。贵州人廖熙文可能是最具悬念的一个。我们只知道他从特区证券离开后就回到老家，成了一个地产商人。而他的五道口同学们，都早已和他失去联系。刘鸿儒说，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事，他走了，可能就是烦了、累了；
深圳发展银行创办人刘自强。离开深发展，据说完全是制度方面的原因，“他说要我当行长，副行长我自己配，和我意见相左的，硬塞给我，我不干”。因为这个，刘自强最终选择了离开。多少年后，他的同学们说起这件事，都略带遗憾；
深交所首任总经理夏斌。27个月的深交所总经理生涯留给夏斌一个永久的纪念——糖尿病。因内外交困而“太累太累”，1995年夏斌决定打道回府。当他只身回到北京的时候，也许深夜里还会想起那粒打进他“凌志400”轮胎上的子弹；
蔡重直。2001年从中信嘉华银行离开后，蔡重直只保留了一个身份，中信集团的董事，每天用一大半时间读书。
归结起来，大致有三类因素：
体制原因。金融在那个年代，是一个垄断性特殊行业；在这个领域创业，等于是在体制未明的特殊行业创业。资本主要是国有的，对从业资格都有限制，金融企业领导人主要是任命制——这一切，都使创业者很难把自己的命运与所创办事业联系起来。刘自强离开深发展，就是制度方面的原因，其他人多少也都有类似的遭遇。2003年5月北京闹SARS期间，蔡重直与王巍为《中国企业家》作了一期引起很大反响的对话，题目就叫“金融家的权利主张——管住国家这只闲不住的手”。
行业风险。如刘鸿儒先生所说，金融业是开办在风口浪尖上的事业，开银行跟生产咖啡比，风险不是一回事。人总在风口浪尖上，迟早会“太累太累”，急流勇退，不失为一种明智选择。
违规与腐败。那个年代的金融创业者，发大财的机会太多，管制很不完善，“有时我们这些人甚至一边干一边制定规则”，没办法，懂新金融形态的就那些人，形势发展太快。如果不是有很强的自律，很容易违规、出事。游戏规则跟不上金融实践，游戏者也不能大意自肥——追究并没有时限，也不会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况”。
“从历史上看，这样的人最后都不会留在原位，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他是突破旧体制障碍的人，你冲到前面，触犯律条，突破理论禁区、习惯禁区，尽说一些“歪道”的话，当然就有人反对你。”刘鸿儒先生在20年后对本刊记者说的这番话，似乎是在给他的弟子们的命运作悲壮的总结。
五道口的“老三届”
81级
厉 放 安泰人寿保险公司（香港） 张小卫 招商银行香港代表办事处
胡晓炼 国家外汇管理局 李 弘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吴晓灵 中国人民银行 张 钢 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张志平 香港东英控股 刘自强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监事会
万 红 香港嘉华中信银行 夏 斌 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
穆怀朋 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经济部 金 琦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曾任IMF中国执董）
范 棣 招商局集团（香港） 魏本华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曾任IMF中国执董）
波 涛 中国社会科学院
82级
王育宪 北京天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王 巍 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宪平 北京先策网络有限公司 武捷思 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孟兴国 光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筹） 王大伟 招商银行总行
梁建华 广东省发展银行 万建华 招商银行总行
齐永贵 海南汇通公司 郑培明 中保康联人寿公司
蔡重直 嘉华银行（香港） 王令芬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刘 渝 沈阳金盛实业有限公司 张 颖 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经济研究部
童君扬 中国人民银行海口市分行 魏迎宁 保监会广州保险监管办公室
刘 利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廖熙文 遵义元合地产公司
83级
熊光阳 光大银行广州分行 王 钦 深圳市商业银行
黄国波 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司 李树林 香港汇丰银行
孙永健 华诺租赁公司 鲍志强 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谭岳衡 江南财务公司 孙小钢 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彭 纯 交通银行广州分行 秦援晋 中国农业银行山西省分行
张化桥 瑞银华宝 费 越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
张 岗 美国博远集团 蔡浩仪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吴晓勇 美国国际金融协会 马俊起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吴可夫 美国马里兰州政府 唐 旭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顾 牧 美州银行 张 斌 中国远大发展总公司金融证券部
赖观荣 闽侨信托投资公司 闫晓田 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
表格内容提供：中国人民银行五道口研究生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