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6月30日，读了一篇文章，我才知道，被业界尊称为“中国咨询业第一人”的潘望博已经离开1995年他和欧高敦（Gordon Orr）一起创立的麦肯锡中国公司。心中不禁有些怅然。
潘望博其人
在中国的8年间，潘望博为麦肯锡奠定了在中国咨询业的基础和地位。虽然实达电脑的失败案例使得麦肯锡的光环有所消失，但其在中国企业界的尊尚地位并未受到动摇。因为潘望博的开创性工作，麦肯锡这家1926年成立于芝加哥的私人合伙制咨询公司，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市场，迄今已经服务过80多家客户。麦肯锡公司董事长兼全球总裁顾磊杰（Rajat K.Gupta）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过：“麦肯锡人都是领导者。他们不断地迎接新的挑战，他们会说，我要领导某某事情。就像潘望博先生这样，他原来在德克萨斯分公司，他决定到北京来，开设北京分公司，成为我们中国业务的领导。”潘望博的要求被同意后，他和欧高敦来到北京，在麦肯锡全球知识资源的支持下开始他们的工作。“全球合作”是麦肯锡的一个重要特点。麦肯锡全球只有一张损益表，即拥有全球统一的、也是惟一的一个利润中心。合伙人业绩的衡量标准是公司整体业务绩效，而不是某一个具体单位的业绩。例如，潘望博的薪酬是全球业绩的反映，而不是中国业绩的反映。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全球麦肯锡的顾问都乐于帮助其他地方的同僚，因为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对于潘望博在中国所做的案例，由于麦肯锡“为客户保密”的企业文化，我们闻之不多。但这位汉语流利的咨询顾问的许多观点，却经由一些媒体报道和他的公开演讲而在业界流传。
例如，他指出中国是全球经济“新的基本支柱”。中国不仅仅只是需求的源地，还拥有最大的低成本制造劳动力市场。
中国入世前，“狼烟”让不少人畏惧。这时，潘望博和麦肯锡香港分公司董事赵美荣推出了关于中国入世的分析报告，指出入世将给中国某些经济领域带来十分显著的变化（如零售分销和金融行业），但另一些领域受到的冲击则缓和得多，还有一些行业几乎不受影响。他指出，“无论如何，任何有关外资公司将超过甚至取代中国企业的预言都是言之过早的谬论”。因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他断言，“今天在政府管制较松的行业中已具备相当竞争力的中型企业将成为中国入世的大赢家”。
在2000年前后互联网投资热潮时，潘望博的《如何成功地编写商业计划》的演讲成为很多创业公司的必读。他提出编写商业计划的“六大要点”（循序渐进，清晰明了，观点要客观，通俗易懂，风格前后一致，严谨周密）和“十个要素”（摘要、公司概要、你的想法、市场和行业、市场营销、管理队伍、学习途径、五年财务计划、机会及风险、筹资需要），成为不少商业计划书的写作标准。
近年来，在一些著名咨询公司卷入“假账丑闻”的时候，麦肯锡一直是清者自清。潘望博说，“我们一直坚信独立性和客观性正是麦肯锡对客户的独特的价值号召力。我们会实事求是地说出事实真相，不依附于客户，因此我们只专注于向企业高级管理层提供高层面管理咨询，而不做其他事。比如我们很明显是独立的，不像会计师事务所又做审计又做咨询，我们也没有什么下游销售业务，也不为客户做系统集成等。我们只是纯粹地进行咨询，因此可以完全从客户利益出发，提出独立、客观的建议。”或许正是因此，在麦肯锡的客户联想的新掌门人杨元庆提出要走技术之路时，潘望博敢于公开说，“技术也许并不是联想最重要的”。他说，全球最有价值的前10大品牌并非个个都是高科技，沃尔玛、可口可乐照样成为全球最成功的企业，联想身边的Dell也是典型的“流程卓越型”公司。
“中国企业需要加强五大能力建设—卓越的财务能力，强大的运营能力，出色的营销能力，杰出的战略能力，优秀的人才吸引与培养能力。”这是潘望博离职时留给中国企业的最后忠告。
摩门教由来
潘望博已经离开麦肯锡，但这一点却不是我写本文的真正缘由。真正引起我注意的是潘望博离开麦肯锡之后的去处—他到台湾传教去了。
在潘望博的道别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已接受一项‘志愿服务’的工作，将启程前往台北，在我所属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摩门教）从事为期3年的公益服务。从2003年7月开始一直到2006年7月，我将全职担任教会的‘传道部会长’，领导200名志愿传教士在台湾北部地区开展传福音的工作。离开麦肯锡，我十分不舍，但是在生活中，我又珍视自己的宗教信仰，这也是我决定接受这一使命的原因。”
一个麦肯锡的拓荒者，对公司怀有感情的资深董事，却放下最有潜力的市场，去无偿从事3年的传教工作，这不让人吃惊吗？
摩门教，又是摩门教！
对于摩门教，我是有些了解的。一是2000年我在美国留学时到过摩门教在盐湖城的总部参观，有6个塔尖标志的摩门教堂是每年到盐湖城旅游的500万游客的首个参观点。后来，我还跟一位传教士有过交往，他送给我的《圣经》现在我还保留着；二是2002年我到欧洲旅游，在伦敦的一个公园里见到3个美丽的女孩子，跟她们聊天，原来都是美国的大学生，却放下功课到英国传教来了。与很多宗教的传教人员都是中老年人和退休人员不同，摩门教的传教士大多是有文化的年轻人，西装革履，其朝气和攻击性由此可见一斑。
说起摩门教，美国人，尤其是传统的基督徒，心中浮起的印象是复杂的。对于摩门教对传统《圣经》教义的“篡改”和该教早期“一夫多妻”制的荒唐，以及隐秘的活动氛围，他们很不感冒，很厌恶。但是，对于摩门教的韧性、发展之迅速、年轻教徒的彬彬有礼和热爱家庭，对于摩门教“像经营公司那样经营宗教”，他们又不能不佩服，虽然内心有些无奈。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在一次演讲中还提出要学习摩门教早期领导人杨百翰不畏艰辛的精神。摩门教从180年前一个孩子的梦境开始，发展到目前在全球拥有上千万教众，专职传教士6万多人，其发展速度是近几十年美国主要宗教派别中最快的。据预测，按现在的速度，摩门教将在80年后成为仅次于罗马天主教的世界第二大宗教派别。
摩门教强调个人的诚实、正直、服从法律、在婚姻关系外保持贞洁、在婚姻关系中保持忠实；反对堕胎、色情、赌博和其他不道德的行为。摩门教的健康律法“由神在1833年启示给约瑟·斯密”，告诫“不要抽烟，不要喝酒、茶和咖啡”，鼓励食用谷类、水果及蔬菜，“节约”地食用肉类，不滥用药物。这些观念根深蒂固，以至今天在摩门教的大本营盐湖城，不允许公开的酒吧存在，不允许人们在街头公开饮酒，甚至在2002冬奥会期间啤酒的销售都有严格的限制。（根据一项调查，遵守健康律法的摩门教教友的寿命超出一般美国白人8到11年，其因患癌症和心血管疾病而死亡的比例，只有一般美国人的一半。）
美国西进
对于自己的早期历史，今天摩门教比较回避一个重要的事实：约瑟·斯密1833年出版了一本《诫命书》，1835年出版了《教义和诸约》，在这些著作中，他通过对《圣经》中一段叙述的“再解释”，提倡一夫多妻制。这一点和传统基督徒的一夫一妻制恰恰相反。早期摩门教因此和地方上冲突不已，地方法庭因约瑟·斯密和其弟“荒淫无度、淫人妻女”，常常将他们送进法庭。1843年，约瑟再次宣称神的启示允许自己实行真正的多婚制，于是激起地方上的暴乱。1844年6月27日，约瑟·斯密和其弟海仑在监狱候审时，被一群愤怒的民众冲入监狱，将二人枪杀。
约瑟·斯密死后，他的12位使徒中最资深的一位，杨百翰（Brigham Young），担任了摩门教的新领袖，并领导教徒迁徙，最终在犹他地区定居下来。他们的西迁是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事件，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庞大的旅程之一，其意义甚为深远。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次以宗教为动力的西迁，美国的版图就不会像今天这样辽阔。
1896年，犹他州加入美国时，摩门教的教友为25万人；1947年，100万人；1963年，200万人；1978年，400万人；2001年，1139万人。根据教会的公布，截至2001年12月31日，教会单位共有：支联会2607个，区会618个，传道部333个，支会和分会26084个。2001年奉献的圣殿有5座，已经运作中的有107座，宣布兴建的有18座。所有圣殿几乎都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摩门教还办有几所大学和教会教育机构，其中杨百翰大学商学院是美国著名的商学院之一。
“教会惟一真正的财富，是教友的信心。”但在现代社会，这信心的凝聚，是需要实力的。走进摩门教的圣殿，总给人留下非凡的印象，同时也有疑问，摩门教为什么如此有钱？事实上，摩门教的发展史已被作为经典的商业成功案例在美国的商学院传播。除学校外，摩门教会经营着银行、医院、工厂，教堂和农场是教会的不动产。摩门教还进军证券市场，是英国航空公司和美国著名连锁超市Target的重要股东。据估算，摩门教会的资产已达到250到300亿美元，而且每年都会有将近60亿美元的收入。教会的观念也与时俱进，甚至雇佣公关公司与反对摩门教的宗派进行斗争。
我在2000年夏天到盐湖城旅游时，参观过摩门教的中心建筑群—Temple Square（圣殿广场）。1847年，杨百翰带着教徒来到盐湖谷时说了一句“就是这儿了！”后来，教徒们在东山坡上修建了“This is the place”的长征纪念碑，气势雄伟。杨百翰又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神建立一座圣殿。”（Here we will build a temple to our God）为建圣殿，花了40年时间，一石一木，都要从远方运来，到1893年才建成。摩门教的执著精神，就在每一处务求完美的材质和建筑细节中得以体现。
心灵企业家
摩门教在美国商业人士中有很大影响。美国《财富》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案例，卫理家庭装潢连锁家具公司的老板恰尔德（Billy Child）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坚持安息日不工作，所以他的店星期天不营业。当他打算把业务扩展到内华达地区时，他邀请“投资大师”巴菲特加入投资。巴菲特听到恰尔德打算在拉斯维加斯仍然坚守安息日的原则，认为根本就行不通，于是开玩笑地对恰尔德说：“如果你有办法在赌城经营成功，我就去信教！”可是，恰尔德在赌城外围地区开设了11家分店，星期天不开门，但营业状况比预期的还要好。恰尔德的“赌城奇迹”在华尔街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网上有许多BBS的主题就是：巴菲特会成为什么样的摩门教徒？
宗教信仰可以在企业经营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新教伦理中，这早已不是问题。对世俗活动包括商业活动的道德辩护是16世纪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成果。天上的意，世间的职，承担职责在人间，积聚财富在天上，这种“天职”（calling）的观念是资本主义商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
但是在摩门教的观点里，更强调的是问题的终极面：办企业、积累财富的根本又是什么？
快乐，奉献，拯救……所有这些都指向意义，而不是金钱。
在世纪之交的美国企业界，“除了赚钱，还能赚取意义，才是企业经营最高的境界！”这种观念正在流行。不少企业家不再回避信仰问题，而在以前，“以教徒身分治理公司”是严格的禁忌。宗教人士曾批评说：“要企业领导者在公司中站出来为信仰说话，大概要比他们当众宣布离婚还困难。”不过在今日的美国，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世界最大的专业管理服务公司ServiceMaster公司董事长比尔·波拉德（C. William Pollard）在他的著作《企业的灵魂》一书中，就详细记述了信仰和公司经营的良性互动关系。“公开表明”信仰，并且企图以信仰准则来领导公司的美国企业家正在多起来。他们也经常举行和参与宗教活动。有人称这种现象是“21世纪心灵企业家风潮”。“9.11”事件过后的那个星期五，纽约第五大道长老教会的牧师史丹利就专门为纽约的企业精英举行了一场祷告会。
一个10年前成立的天主教企业领袖团体Legatus，据说已拥有1300名天主教徒的CEO。宗教人士发现，“很多人以为，企业领袖最喜欢问上帝如何更成功。其实不尽然，他们最常问的是：什么才是正确的原则？”
什么是正确的原则？
什么是人生的意义？
对于普遍缺乏真正的信仰、“无神论加上金钱崇拜”的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也许还不能理解“财富是人的产物，而人是上帝的产物”的含义。敬畏，禁忌，和他们似乎是全然无关的概念。因此，他们大概也无法认同潘望博的选择。一个堂堂的麦肯锡北京公司的董事长，说放就放，一去三年，却是为了传教！
但我知道，潘望博找到了他的喜乐。他是有福的。
能够为信仰而活着的人，都是有福气的。
一个人不能说，他在商业上永远只会成功不会失败。1837年，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瑟·斯密在一项商业经营破产后，也曾经被股东将他浑身涂满沥青，然后强迫他在羽毛上打滚。但是，一个人可以说，他在人生中永远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原则。对于后者，你可以打败他，但永远不能消灭他！信仰只要不死，就可以像种子一样，在新的地方再生。摩门教的大迁移和发展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人生中难免经常会有这样的困惑。而一个知道自己归程的人，无论外人怎么看他，他自己的心灵都是自由的。我可以想象到在台湾的潘望博先生，彬彬有礼，安详喜悦，镇定从容，与圣典相伴，和教友分享的情景。他没有“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的哀伤，没有“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的孤独。他的心里，平静着，充实着，收获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