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民国时期“北四行”中的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巨商黄奕住先生投资兴办的，以华侨资本为主体的银行，是“北四行”中惟一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黄奕住先生当年从南洋回国后，长期住在厦门，主要管理福建、广东和南洋一带的自家企业，中南银行的主要业务，就由该行总经理胡笔江先生打理。
胡笔江原本是一家钱庄里的学徒，仅读过几年私塾，在民国金融界大量起用留学生的年代—“北四行”其他几个银行的老总，都是清一色的留日学生出身（如盐业银行的吴鼎昌、金城银行的周作民、吴蕴斋、大陆银行的谈荔孙），他就显得有些底气不足。然而胡笔江是个个性强，天分高，很有心计的人，他毫不气馁，在民国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和金融风潮中，胆大心细，巧于周旋，精心经营，终于成为一代金融巨子，在20世纪30年代，一身兼了中南银行总经理和交通银行董事长二职，被视为民国银行界的一匹“黑马”。
一介平民，靠交游广阔京城发迹
胡笔江（1881-1938）名筠，字以行，祖籍江苏镇江，生于江都县中兴洲的胡家墩。其父是镇江一家钱庄里的店员，家庭境况只能算是小康。胡笔江自幼多病，10岁才入私塾读书。读了几年书，粗知中国传统文化大概，也练得一手漂亮的颜体字，十四、五岁时，进入一家钱庄当学徒。3年学徒师满，其父托人介绍，他得以进入位于扬州仙女庙镇的义善源钱庄，当店员。
义善源钱庄是李鸿章的侄子李经楚（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公子）办的私人企业，在南北各大中城市均有分号，是全国最早经营外汇汇兑业务的钱庄，在金融界很有影响。李经楚一方面经商，同时还做官，曾在南京出任江苏候补道、坐办江苏营防报效处、金陵矿务局会办、江南盐巡道等职，后来又在北京当外交官，出使过英、德、法、美、日等国，官至邮传部左丞。邮传部所属的交通银行1907年创办时，他就是第一任总经理，可知是个财势和权势不小的人物。
胡笔江天生胆大心细，喜交游，进入义善源钱庄后，凭他的机警和悟性，很快找到了进身之阶—一次偶然的机会，经朋友引荐，他认识了李经楚的九弟李经淮（人称李家九少爷）。李经淮比胡笔江小4岁，因家里有几个大哥在做事，他就只挂一个空衔，并不真正管事，而喜欢游山逛水。这一年他到南京来游逛，朋友推荐胡笔江为之导游，因胡熟悉江南名胜掌故，一手字也写得好。胡笔江遂抓住此千载难逢的机会，热心服务，与之结交，竟博得了这位九少爷的欢心，临回北京时，约他到北京去玩。后来胡笔江真的到了北京，并且先在钱庄，后来进入交通银行做事。这些都是缘于李家兄弟帮忙的关系。
不数年辛亥革命事起，李鸿章家族随大清王朝全线崩溃，义善源钱庄也倒闭了。但这与胡笔江的前途都无大碍，因辛亥革命后，原交通银行帮理，邮传部五路提调梁士诒升为邮传部大臣，兼交通银行经理，他非常赏识胡笔江，认为其忠实可靠，头脑清楚，视其为心腹，大凡重要的事情均委其操办，据说袁世凯准备“登基”时，有各地“报效”来的巨款数百万元，梁士诒就交由胡笔江打理，胡的职位也从调查员升为总稽核。1914年，胡当上了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的经理，俨然与京城各行的老总们平起平坐了。
“交行”沉浮，乱世金融的弄潮儿
民国初建的几年里，交通银行实际上成了为袁世凯“登基”服务的财务处了。按说，交通银行那时在袁世凯的庇护下，获得了大批外汇存款，争得了代理国库的特权，已具有了国家银行的性质，尤其是一些最有钱的企业和部门，如铁路、船运、邮电的收入款项，都存在交通银行，交行的日子应当是最好过的了。可是袁世凯一心要称帝，要拉拢各方面的“豪杰”们支持，梁士诒作为袁世凯的，“帝制”军师兼财务管家，就叫交通银行一再往里面垫款，最后弄得国库空虚，捉襟见肘，交通银行的信誉迅速下跌，各地就陆续出现了挤兑风潮。在这期间，胡笔江为了维护银行的信誉，曾四处奔走，筹措借款，但杯水车薪，大势已去，整个银行已危在旦夕。
等到段祺瑞上台担任内阁总理，面对庞大的军政开支，索性来了个“一刀切”，宣布从1916年5月12日起，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一律停止兑现。这无异宣布了这两个银行乃至国家财政的崩溃。中国银行还好，有宋汉章、张嘉王敖等人的抵制，他们与江浙一带的银行家和上海外滩的外国银行取得一致意见，坚决维护中国银行的地位和信誉，没有服从北京政府的命令，照样向手持钞票者兑付现银，风潮过后反而信誉大增。而交通银行可就惨了，没有其他银行的支持，只好执行停兑，因而信誉扫地，交行的钞票在市面流通中跌到半价以下。不久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上台当了大总统，下令通缉梁士诒，梁事先得到风声，逃之夭夭，交通银行就由协理任凤苞代理交行总理事务。
这时胡笔江对交通银行的前途真是充满了忧虑，但是他认为，交通银行既然是政府的银行，而且是半个国家银行，以国家为后台，就不会倒闭，只要银行不倒闭，政府迟早要出来收拾局面，重整旗鼓的，因此不完全悲观。于是与行内几位高级职员一起，趁低购进一大笔交行的钞票，以期抬高交行的身价。果然半年以后，原外交总长曹汝霖担任了交行总经理，他立志要挽回交行的颓势，通过日本人西原黾三向日本银行借款，以弥补政府的财政空缺，并使得交通银行钞票得以兑现。这么一来，交通银行的信誉又振奋起来了，钞票也值钱了，胡笔江等人在这时将原先低价购入的钞票在黑市上抛出，由此发了一笔财。他这一招在同行中引起不同的反响，有的人认为他有眼光，但也有人认为他是投机，交行的一部分股东，尤其对其不满。
几年后直皖战争爆发，受战争影响，不仅交通银行，连中国银行的钞票也再次暴跌。胡笔江仍旧不急不慌，故技重演，趁京钞走低就大笔购入，待恢复正常时再行抛出。果真，金融市场真正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政府又出场了，北洋财政部决定发行6000万短期公债，以收回两行京钞，京钞的地位自然又被抬起来了，胡笔江等人再一次因看准了行情而获利非浅。然而，没有赚到钱的交行股东们不高兴了，对他们大加指责。胡笔江感到兴味索然，索性写了辞呈，收拾行装南下回家了。
东山再起，黄老板得才办“中南”
世间的事情常有巧合。胡笔江1921年离开交通银行的时候，正好是南洋华侨巨商黄奕住先生想回国办银行的时候。
黄先生年轻的时候，赤手空拳闯荡南洋。他原是一名理发匠，到爪哇（印尼）时口袋里只有5元钱和一把剃头刀。他手艺好，服务也好，受到当地人的尊重，后来在一位当糖厂老板的老主顾的帮助下，做起了糖的生意。他勤俭持家，事必亲躬，当了老板，穿的大衣还像麻袋片。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市场糖价大涨，黄老板抓住时机作大块文章，遂成巨商。他那时已意识到了银行在商业运转中的极端重要性，于是先与朋友李清泉合资，在菲律宾开办了一家中兴银行。又考虑到上海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到上海再创办一家银行。
好在老天长眼，让他在雅加达的一条轮船上，遇到了出国访问的史量才先生。他向史量才谈起了他的计划，并要史为之物色合适的人选。史量才也是个杰出的爱国实业家，他们一见如故，十分投缘。后来史量才通过溥益纱厂的老板徐静仁，“抓”到了正在家赋闲观望的胡笔江。
对于胡笔江来说，这当然是个求知不得的东山再起的好机会，因此极力为之谋划。他认为，一家银行要真正站住脚，必须要发行自己的货币，因此为得到北洋政府的批准注册和货币的发行权，他陪黄老板亲赴北京，利用他在北京的人事关系，各方疏通，打通关节，甚至晋见了内阁总理段祺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财政部的批准，而且还破例获得了钞票的发行权，这使得中南银行从一开始，就具备了比一般商业银行优越的条件。1921年中南银行成立时，黄奕住任董事长，胡笔江任总经理，史量才、徐静仁等成为第一批董事。
胡笔江是交通银行的旧人，深知挤兑风潮的痛苦滋味，因此非常重视钞票发行准备金的储备，提出要有十成准备金才行。但是中南银行当时只有500万资本，若全部用作准备金，等于捆了自己的手脚。胡笔江为此大伤脑筋。适逢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吴鼎昌从国外考察回来，道经上海与胡见面，谈及外国银行均有雄厚的资本，而且有团结互助的银行组织作为各行的后援，一旦哪个行发生问题了，银行组织可以出面调剂资金，周转解困。而国内银行各自为谋，遇到金融风潮时自是无可抵挡。恰巧这时胡笔江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有几个银行联合起来作中南银行的后盾，联合起来发行中南银行的钞票，那中南的钞票不就坚挺有力了吗？发行钞票的责任共担，那么利益也须共沾，于双方均有利。吴鼎昌和周作民与胡笔江在北京交行曾共过事，中南银行获得发行权，他们也都为之出大力，在联合行动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主张，因此一拍即合，有了“北四行”的诞生（大陆银行最后一个加入）。
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因停兑风潮所带来的后遗症还很大，每日行情多变，北京、天津一带的市民对“中交”票还是不信任。而新生的中南银行是南洋华侨回国创办的，且有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共做发行钞票的后盾，四行准备金充足，随时可兑换银元，因而取得了社会上的信任。于是中南银行的业务得以顺利发展，存款逐年增加，声誉远在一般商业银行之上。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该行还向纱厂大量放款，后来与金城银行合作收购了诚孚信托公司，经营纱厂。到了1934年建造国际饭店的时候，中南银行和四行储蓄会早已蜚声中外了。
祸不单行，潮起潮落总不宁
胡笔江办中南银行，还利用本行的优势，紧紧抓住了吸收华侨存款和开办国际汇兑业务，这又是一般商业银行所不具备的特点。黄奕住先生原本在南洋一带很有影响，回国后又在福建，广东等地创办了许多企业，吸引了不少华侨投资，这为中南银行加强与华侨的联系创造了条件。胡笔江不失时机地在厦门、香港、广州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外，大量吸收华侨游资，使存款额大增。广东、福建一带的存款，有一度甚至超过了总行。
但胡笔江并不以此为满足，他鉴于国内军阀混战、政局不稳的情况，下功夫做外汇生意，以保证银行的资本不“缩水”。他高薪聘请了前德华银行的经理柯禄当顾问，又派他的第一任协理景逸民协助柯氏工作。景逸民是胡笔江的同乡，人极聪明能干，所谓协助工作，实际上是向柯氏学习。等到柯氏回国时，景逸民做外汇已很有经验了，而且一度业务量非常大。由于外汇业务始终是该行的强项，所以在国民党历次限制外汇时，该行都被指定为特许经营外汇行。
胡笔江生意做大了，也树大招风。1927年和1928年，他连遭致命打击。先是1927年，风光一时的天津协和贸易公司突然宣布倒闭，使中南天津分行吃了二百余万倒账。中南天津分行的经理王孟钟是胡笔江的亲信，好做投机生意，交游广泛，但他没有识破协和贸易公司老板、大骗子祁礻乃奚的骗局，将协和开出的假栈单误以为真，一再向其放款，甚至在协和宣布倒闭的前一天，竟还放款40万。而中南天津分行的存款总共才150万，全部赔进去还不够，这不仅使中南银行蒙受巨大损失，信誉一落千丈，而且胡笔江的威望也一落千丈。因为他平时对王孟钟一百个信任，倚为右臂，非常欣赏他的魄力，现在问题出在王的身上，而幸灾乐祸者却把账算在胡的头上，甚至黄奕住老先生对胡也产生了不信任感。胡只得商请黄先生增加资本250万元，共计资本750万元，对外则宣称有华侨股东备有1250万资金，以期重振旗鼓。三四年后，才又恢复元气。
俗话说“祸不单行”，天津分行的事情刚刚摆平，胡笔江本人又落了大难。1928年8月，胡笔江突遭土匪绑架，被歹徒囚禁达20天之久。后虽经中南董事会全力营救，亲友们集款花费巨资将其赎出，然已身心疲惫不堪，加之其妻因焦灼不安酿成重病，旋又小产，对胡笔江的打击可想而知，不得不请假休息、调养。而这期间，他又觉得董事会对他缺乏关心，行中有他无他人们也漫不经心，于是心中极不平衡，干脆递上一纸辞函，不干了。谁知黄老先生坚决不同意，发动董事会成员前去说合，并派徐静仁作为全体董事会的代表，去胡家慰问，请其收回辞函，如此一折腾又是数月。胡笔江后来虽然不便强行离开，但对世态炎凉深感痛心，在适当的时候又要另谋出路了。
为国捐躯，抗战史册留英名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宋子文为建立国民党垄断的金融体系，极力拉拢金融界人士。江浙财团中人见大势已去，大多积极投靠新的政府，以求相安无事。胡笔江也是被宋子文“相”中的金融人才之一。1932年当宋子文要废两改元、改革币制的时候，组织废两而改元研究会，就把胡笔江列为委员之一。后来宋子文发起组织中国建设公司，名义上孔祥熙为董事长，宋子良任总经理，而实际上宋子文掌实权，胡笔江作为中南银行的代表，也加入其中，并积极参与了该公司的许多投资项目，大获成功，这使得宋子文更加对其刮目相看。1933年宋子文令交通银行再次改组的时候，就指派胡笔江重返交通银行，并担任了交行的董事长。这对胡笔江个人来说，到了一生的巅峰期，也算报了当年一箭之仇。
抗战爆发后，上海成立了各界抗战后援会，胡笔江担任了该会的委员，为宣传抗战，募集物资和钱款积极奔走。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交通银行奉财政部之命把总管理处撤往武汉，胡笔江与宋子文、徐新六等离沪赴香港，在港遥控交行事务。1938年8月，已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打电报要胡笔江去重庆商讨战时金融计划。8月24日，他与浙江兴业银行的徐新六及其它14名乘客，乘“桂林号”飞机飞往梧州，转赴重庆，不幸遭日本飞机的追击。飞机中弹起火迫降在广东中山县附近河滩。机上人员从飞机中逃出时又遭日机低空扫射，除个别人外，几乎全部罹难。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各地的唁电像雪片般飞来。国民政府因其为公遇难，追认他为烈士，由国府主席林森发了褒扬令。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追悼会。在香港的追悼会上，宋子文主祭，述及他服务金融界的一生，并致挽联：“忠于事、恕于人，血性论交，常披肝胆肺腑至诚以相见；敌之仇、国之宝，奇才招忌，竟历刀兵水火诸劫而成仁。”算是对他一生极为中肯的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