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鲜花的爱情是随风飘散，随风飘散……”
7月10日，张楚在故乡西安的一次商业演出中再次唱起了《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他独自站在麦克风前，穿着白T恤牛仔裤，两手空空。有人问他，你现在还觉得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吗?他说：“现在孤独成了人的常态。”
这天晚上，张楚没有唱《姐姐》。更早些时候，他在一部关于中国摇滚乐十年的纪录片《再见，乌托邦》里接受导演盛志民的采访，说：“那是一个文学作品，你们非要问它的真实性，问我和姐姐发生了什么。唱了这么多年你们还没明白我是在唱什么，那我就不唱了。”
这是张楚在《北京杂种》之后，第一次参与影片拍摄。他理性地说：“为什么摇滚乐死了?因为创造财富的人赢了。为什么上半身死了?因为拥抱欲望的下半身赢了。”
今年3月，《再见，乌托邦》在香港电影节点映，影片开头就是重现“中国火”曾经的辉煌，1994年“魔岩三杰”红演唱会的汗水、嚎叫和成功的幻觉。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期，导演盛志民在北京组织地下摇滚演出，多年以后，他采访了何勇、张楚、张培仁、张有待、崔健这些中国摇滚的当事人——只有窦唯不肯接受采访，不过，他在自己通县的家里拷给了盛志民十几个G的2007乐队巡演画面。
盛志民给影片起的英文名字是《The Night Of Era》——“时代的晚上”。这是崔健2000年写的一首歌。2008年1月5日，崔健在北京工体的演唱会也是这个名字。半年之后，崔健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的时候说过：“为什么写《时代的晚上》?小时候觉得2000年是不可跨越的，都是一九几几年。时代突然改头了，改姓了，很伤感，有记忆的没落感，但是心里的东西又没到来。时候真到了，跟你想的东西又不一样。”
7月14日，盛志民本打算在北京安排一场《再见，乌托邦》的首映，但是没能成功。他在香山的一间茶馆里对我说：“这个片子谈的不是摇滚乐，是代价，改革开放三十年要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目前还没有真正显现出来——不是生活质量的，是人的内心的。”
被背弃的一代
资本的力量一定会战胜内心的力量。这不是摇滚才面临的问题，
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
关于《再见，乌托邦》，香港电影节的网页上有更直接的介绍：“大陆的第一代摇滚乐手创造出如流星闪耀的理想年代，旋即遇上MP3和商业主义的大环境，超女也来了，第一代也成为被背弃的一代。”
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代表滚石唱片旗下的“魔岩唱片”，陆续推出了《中国火》系列、《唐朝》专辑和后来代表“新音乐春天”的“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1994年12月17日，唐朝乐队和魔岩三杰在香港红体育馆举办演唱会，名为“摇滚中国乐势力”。来自北京的新音乐空前展示了自己的创作力，魔岩也因此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一面旗帜。
“魔岩”给中国摇滚带来过商业化的幻觉。当年，别的摇滚歌手花十几万制作一张专辑，魔岩的签约歌手却能花上300万人民币。投资收不回来，原因还可以都推到盗版上。但可悲的事实是，这些歌手并没挣到什么钱。2009年7月，一位当年魔岩的乐手告诉我：“那时候，一年三场演出，总共才挣了6000块。”
盛志民抱来一台笔记本电脑。显示屏上，穿着海魂衫、戴着红领巾的何勇在红舞台中央跳跃。他指着何勇，说：“当年小平南巡没多久，但这帮人压根就没想着挣钱。所谓商业，只是一种生活的幻想，幻想既拥有商业，还拥有所谓的精神——我现在觉得那完全是扯淡的事儿。他们当年幻想跟着商业机制走，就可以一生过自由的生活，可以坐上大篷车，每天去演出，好多姑娘，充满希望。红94的演出象征着一个顶点，那一天改变了他们所有人的命运。这次演出毕竟是个商业行为。1997年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很快，“魔岩”从中国大陆撤走。张培仁说要回台湾赚三年钱再回来，但这之后很多年都不见踪影。很久以后，何勇回忆当年，说：“当时魔岩的撤出，突然之间感觉没了依托……必须自己面对一切，太难了。你又要创作，又要自己经营和管理乐队。对一个主创来说，太难了。”
影片中有一段让盛志民感到得意的平行剪辑。画面上，发了福的何勇坐在行驶中的车窗边沉思，准备去唐山的一家酒吧演出。画外则是张培仁的声音：“那时摇滚乐在中国的落地像什么呢?沙漠中有一个太空船开过来。做到了，可它不自然。但是自然的方式不能达成，收入也无法成比例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吊诡。”
一直到2008年冬天，何勇还在鼓楼大街的一家餐厅里向电台DJ张有待打听张培仁的消息，想找台湾滚石要点钱。“这么多年了，唱片一直卖着，彩铃什么的，一分钱没拿过。”
有人认为，张有待的回答太过冷静——他说：“魔岩的出发点是好意，给他们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和当时的市场机制有关。中国大陆就没有正常的唱片工业，这些人都是自然状态，突然出现一个强制性的外力，把他们推向一个机制，市场又没有达到预期那么高……台湾滚石毕竟不是慈善机构。”
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合约纠纷已经变成一桩商业悬案。7月初，盛志民去台湾参加电影节，帮何勇咨询了台湾的法律专家。他得到的答案是：“打官司都不知道跟谁打。他们是跟魔岩签约的，魔岩隶属于滚石，滚石又被另外一个财团收购，财团背后是谁，不清楚。版权官司去哪儿打?不知道，追诉不到，完全没法控制。”
即使是张培仁也是被这种文化吸引，“他感到兴奋，所以来了。”盛志民说，“但是他很快被资本所控制。资本的力量和内心的力量要达到平衡是很难的。最终，资本的力量一定会战胜内心的力量。这不是摇滚才面临的问题，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
去年夏天，“魔岩三杰”在上海聚首重开演唱会。当年最先报道他们，给他们“魔岩三杰”封号的记者戴方说：“这些年，他们确实太亏了，如果拿着伴奏带去走穴……他们每人起码损失了五六百万到一千万。”
何勇这样给他们这一代人做总结：“从来没见过如此成功的失败。”张楚的回答则是：“为什么摇滚乐死了?因为创造财富的人赢了。为什么上半身死了?因为拥抱欲望的下半身赢了。”
四十岁的记忆
当年在北京玩摇滚的排第一，电影排第二，东村画画的排第三——现在第一和第三掉了个儿了，这种倾斜很有意思
《他们说忘了摇滚有问题》——腰乐队在一张专辑中向前辈致敬，唱片封套上印着：“十年恶果/悲喜交集”。
更具反讽的是，李安在《断背山》和《色戒》之后的放松小品，《制造伍德斯托克》还原了40年前那场盛大的充斥着摇滚乐和迷幻药的嬉皮士狂欢节。影片拍得情绪飞扬，充满了伊甸园式的虚幻美好，满足了人们对那个神奇年代的向往。
2009年夏天，生于伍德斯托克一代的“魔岩三杰”的状态是这样的——
张楚，结束了长达8年的自闭流浪生涯，回到北京。他独自居住在五环外一间租来的公寓里，没有车，大多数时候在饭馆里吃饭，偶尔自己做。他签了新的经纪人，写了新歌，也开始排练和演出，并打算尽快推出自己的第四张专辑。他的演出身价是一场6万。他喜欢上网看博客，用MSN和朋友聊天，有时候也用电脑做点游戏音乐。
何勇，还是住在二环路的里面。有时候还是要吃药，但是已经能够坦诚地跟别人说自己的问题。他说自己最想过的生活就是在海边找个房子，养狗，看书，待着。他写不出歌词了，“失语”。之前的一整年，他只有三场演出。张楚说，他的问题就是“没人爱，整个思维方式不太对，没法正常生活”。
窦唯，被盛志民认为是变化最大的一位。在盛志民的印象里，早年间窦唯是个特别讲究穿着的小伙子，摩托夹克、名牌、长发，现在却穿得越来越随便。2007年，窦唯带着他的乐队去中国南方巡演，演出的报酬是200元人民币一场。
“当年一起玩地下演出的朋友，”盛志民说，“有的开了餐厅，就是三里屯的为人民服务，有的在南锣鼓巷开酒吧，还有的，像李亚鹏，中戏91级的，当年也是圈子里进进出出的人……”众所周知，他开了8家公司，娶了窦唯的前妻。
至于盛志民自己，他正躲在香山的饭店里谈一项3D恐怖片的商业计划。制片人不放心，交待他说，“一定要灵魂深处闹革命，把这个真当作一项商业诉求。”更早些时候，他还完成了一部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纪录片。“当年在北京玩摇滚的排第一，电影排第二，东村画画的排第三——现在第一和第三掉了个儿了，这种倾斜很有意思。”
“时代已经变了，有人迅速转换，有人还活在过去。别走极端，你不调整自己，不找到一个新的适应方式，要么成为宋柯那样的商人，要么成为疯子。”他说。
唯有“魔岩三杰”是中国摇滚乐前商业时代的牺牲品吗?盛志民否认。他甚至说，现在才是这三个人最好的时候，“因为他们真正进入了世俗生活，真正开始面对自己”——何勇开始喜欢跟人谈论他的女儿，张楚爱上了摄影，窦唯则跟父亲一起玩民乐。
不过，隐痛始终都在。盛志民不愿意让这三个人来看他的首映。采访当天下午，何勇给盛志民打电话，问放映的事儿，最后两人还是说好只看DVD就行了。“我还真担心何勇看这片子，怕影响到他。”去年7月5日，有好事者撺掇三人在上海办了一场重聚演唱会。盛志民坚决不去，因为“担心卖得好会造成一种假象，卖得不好又会是一种伤害”。
今年3月17日，盛志民“稀里糊涂地”度过了自己的四十岁生日。他和朋友吃饭，收了一堆礼物，去MAO酒吧“抱着双臂”看果味VC乐队的现场演出，去钱柜唱苏打绿的小情歌……他不唱当年的歌——尽管那曾经是一代人的主题曲。他只是在KTV的大屏幕上放那些MTV和演出画面，听着。
“我们曾经那么害怕中年，现在也到了中年。”他感叹说。这种宿命感在他那三位朋友身上可能更明显——他忘了是三个里头的哪一个，在采访时对他说：“我们都快知天命了，快了。”
采访快结束的时候，盛志民突然想起来，有一个问题，采访时他忘了问——“你们现在重出江湖，真的能接受自己的唱片卖不过果味VC，卖不过便利商店吗?张楚你拿着一把木吉他，真的能走到底吗?”
岁月过去了，往事让这些摇滚老炮们无限唏嘘。他们伤感又骄傲地想到，自己至少曾经有那么一个瞬间，强悍地抓住了命运和体制的咽喉。不过叫他们意外的是，这个片子曾经在60后、70后、80后和90后中同时放映，结果80、90后表现得比谁都更激动、更泪流满面不说，80后和90后还现场吵了起来，嘘声一片，似乎在争夺对失去的光荣的发言权。
[附文]
崔健的商业特例有人说西方摇滚是滚动的石头，而中国摇滚就像一个滚动的蛋，很脆弱。西方摇滚人很富有，我们很穷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一直关注中国音乐市场的荷兰学者德克勒特说：“中国大陆的唱片公司大多不愿意制作发行摇滚乐唱片，不仅是因为政治敏感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商业考虑。流行音乐总的来说要比摇滚乐好卖。中国的摇滚乐手还没有哪位能够享受上西方同行那样的奢华生活。”
《财富》杂志曾经称滚石乐队为“这个疯狂商业行业里最成功的企业”，并为它算了一笔账：1989年以来，这支乐队的收入达到15亿美元，超过U2、迈克尔·杰克逊、麦当娜或者布兰妮。他们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唱片销售、歌曲版权、广告营销、赞助费和巡回演出。
在中国，摇滚音乐圈子里看起来混得最好、得到最多经济回报的是崔健。他的第一张专辑《一无所有》在香港和台湾都达到过白金销量。据崔健签约的唱片公司——普涞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戈的说法，崔健的各类音乐磁带、唱片总共售出了1200万至1500万盒(张)——但其中大多数是盗版。
“没有一个中国摇滚歌手从唱片销售中挣过钱。”一位唐朝乐队的前成员说，“你只能靠现场演出维持生活。”
崔健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生存困境。他说过一句很无奈的话：“有人说西方摇滚是滚动的石头，而现在的中国摇滚，就像一个滚动的蛋，很脆弱。西方摇滚人很富有，我们很穷。”
和别人想像的愤世嫉俗不一样，崔健是一个有商业观的人。2008年夏天，他告诉《中国企业家》：“我不是一个轻商主义的人，我在商业观念上甚至走在你们前面。”
很早以前，崔健就有了自己的公司和经营团队。他们非常私人、行踪神秘，并且不对外透露财务状况。他们也缴税，甚至还向国外的摇滚乐队那样打官司。有人给崔健赞助乐器，但他并不知道微软公司曾经花400万美金买下滚石乐队的歌曲版权作为Windows 95的开机音乐。也有人找崔健拍广告，产品是白酒，但是他并未接受。大家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崔健出现在商业场合，是大众汽车的一次产品发布会。崔健戴着他标志性的有红色五角星的帽子，唱了两首歌。台下的消费者都是他的歌迷——当年他们一无所有，现在都已经至少是中产阶级，正好是汽车品牌的目标消费群。
“这是一个二消二主的年代。”他说，“消费者和销售员。谁能买东西谁是老大，谁能卖东西谁是老大。谁是主旋律谁是老大，谁是主流谁是老大。”
去年初的个人演唱会上，崔健发现，工体门外停了一溜儿的奔驰、宝马。不过他并不感到惊讶，他非常耐心地跟记者解释“市场”这个词：“我们的演出成本加大了。雇了灯光师，有设备，还有场租。所以票价要提高，就远离了一些普通的听众——我们也被市场带跑了，但是没有和市场的关系你根本活不下去。我们能坚持做到的东西就是尽可能不做假——可你不做假就更贵了。”
无论从艺术上还是商业上，崔健都像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特例——而不是范例。他的一位前乐队成员说：“这十年中国变化太大了，连王朔都扛不住写不出东西了，何况做音乐的。”可崔健还在写新歌，尽管反响并不热烈，还有很多人在十年前就说“崔健老了”。他自己回忆十年前和周国平做的那本访谈录，“当时上有老下有小，觉得很多精力都被扯掉了，觉得发脾气是理所应当的。太不成熟了，很想重新说一遍。”
崔健今年48岁——这个年纪，虽早过了不惑之年，但要放在商界，还是会被称为“少帅”。当年他眼前蒙着红布唱歌的时候，他的同龄人段永平、史玉柱、杨元庆也在起步——只不过他们投奔的是另外一个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