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清晨五点半，大雨滂沱。空旷的高尔夫球场上，只有曹德旺一人在打球。雨水淋在脸上，“有一种刺激的感觉”。
挥杆，击球，白球甩着水点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落在果岭上。他箭步往前走去，球童裹着雨衣一路小跑才勉强跟上这位63岁的老人——而且苦了我们的摄影记者。
这种晨练，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福建高尔夫协会会长曹德旺风雨无阻。“下多大雨都去打。”7月5日，他对我说。离福清市不远的这家高尔夫俱乐部，十几年来球童换了几茬，都习惯于天不亮就看到他独自驾车而来，并且自带手电筒。
打高尔夫和做慈善，已经成了曹德旺这个“玻璃大王”和“慈善大王”两个重要的标签。但这两件原本属于中国企业家群体性表现的事——你可以理解成他们正处于由富到贵的进化阶段，曹德旺竟然做得如此“本土化”，而且非常孤独!他打高尔夫是锻炼身体，独来独往，不喜欢跟人交际;他高调捐股做慈善，但其基金会至今还没注册下来，用《大话西游》里的名言说，“只是一个构思而已”。
自今年2月份传出曹德旺要做慈善、备受瞩目以来，一直关注企业家非公募基金会的《中国企业家》就在考虑如何报道这个新案例。当7月我们走进他那间摆着《金刚经》的办公室，已经是第N拨前来探访的人了。
低矮敦实，宅心仁厚，一脸佛相的曹德旺跟我们聊起了《金刚经》和《红楼梦》。他承认，“挣钱难，花钱更难，做慈善是要有学问的。”他援引四大皆空的典故说，“我们普通人很难修到大彻大悟……企业家的幸福是追求过程的感受，而不一定非要多少钱。《红楼梦》里有一首好了歌，悟到这个道理，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好事多磨
半年过去了，曹德旺的河仁基金会仍在等待民政部的审批。
与之前的沸沸扬扬不同，在这个微妙时刻，福耀上下对此讳莫如深。“最好不要多谈基金会的事情，压力太大。”
即使是中国第一个获“2009年安永全球企业家奖”的人，在赶赴蒙特卡罗与其他42名不同国家和地区得主竞赛的前夜，曹德旺却收到了一条善意的忠告：“明天考官会问你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你不要跟他们讲慈善的事情。在中国捐款是很荣耀的事，但在美国有两万多个基金，你捐不过别人，跟他们讨论慈善你占不到上风。”
曹德旺照做了，但此事对他刺激很大。“两万多个慈善基金，美国人口才多少啊?他们的有钱人，就是政府用诱导的方式，给他们一些好处，动员他们有制度地把钱捐给社会。最后不行就强迫你，用遗产税、营业税、所得税，你不捐也得捐出来。”
中国人素来乐善好施，你现在才来做慈善，早干吗去了?
实际上，曹德旺经得起这个追问。他从1983年创业起初，就不断捐款给困难人员，帮家乡建学校和高速公路，在九华山、普陀山修建寺庙，为洪灾、地震等捐款，二十多年来个人现金捐助累计已超过2亿元。但所有善款他都是直接捐助，没有经过任何中间环节，项目自行管理。
“我是很想捐股份设立基金会，但是因为中国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事情，有关方面不知道该怎么监管。他们正在研究，因此这个‘权力’是不在我手上的。”
他有点尴尬捐股事件反响那么大——2009年2月12日，在福建证监局例行的年度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曹德旺宣布捐出自己所持福耀集团70%的股份(后来因为涉及全面收购要约，调整为58.8%)，以他父亲之名命名的河仁基金会尚未注册便引来满城风雨。
慈善捐股在国外司空见惯，最轰动的是沃伦·巴菲特将自己85%的财产(约370亿美元)捐给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但这种方式在国内还鲜见。四年前，“裸捐”使牛根生成为“中国捐股第一人”，但他是成立“老牛专项基金”，避开直接捐股，而他将其中一部分抵押给摩根士丹利融资，差点丧失控股权。
如果捐赠方案获批，河仁基金会将拥有5.9亿股，为其家族所持福耀股份(600660.SH)的58.8%(公司总股本的29.5%)，成为第一大股东，按股价计算，价值约40亿元。第二大股东曹德旺将持有约4亿股，占总股本20.6%。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福耀业绩受影响，很多人认为捐股行为不过是一场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
曹德旺解释说，“我不是小人，因为按道理，我应该先去做，做完以后再讲出来。但这个事情当初我是在参加证券工作会议上，我不知道现场有记者，不小心就作为例子举出来了，然后消息捅出去，造成这么多影响，也给政府增加了麻烦，我觉得本身就很歉意。”
其实，他很早就意识到应该成立一个自己的基金会，享受捐款免税——当初他承包工厂，捐款没有通过慈善机构的审批，光补税就补了1000多万。
三年前牛市，60岁的曹德旺正式琢磨此事。在这一年的胡润百富榜上，他以40亿元身价位居第56位，是福建第三大富豪。2007年8月初，曹德旺向省里表达了捐出60%股份的意愿——这一比例与今天不谋而合，按当时股价，所捐股份市值高达105亿元。据说福建省有关领导作了指示表示支持，但后来并无实质进展。直至今年2月这一话题被重新引爆。
曹德旺告诉《中国企业家》，他在访问日本丰田汽车时颇受启发，丰田家族所持的股份不足1%，但仍然掌握着公司大权。他的商界偶像王永庆去世后留下了复杂的继承问题，则让他看到了家族企业的风险。
如今，曹德旺已经组成专门的团队来运作河仁基金会事宜。
在世界各地雪花般的慈善咨询顾问公司函电中，曹德旺选中了厦门大学吴世农教授的管理方案。这是“文明的、管理企业的手段”：基金会理事会拟由11-13名社会名流组成，理事长是曹德旺的兄长曹德淦(曾在政府部门任职并官至福建省副省长、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德旺出任理事。下设四个管理机构，分别负责预算和财务管理、慈善项目管理、资产直接项目投资和间接项目投资。在章程中没有让亲属和子孙受益的条款，严格程度将不亚于上市公司制度。慈善领域包括助学、救灾、救困、救急、宗教等领域，尤其是农村地区。他估计，基金会上轨道后，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金额将达3亿-5亿元。
去年大灾之年，慈善资金如潮般涌现，对于基金会的信誉、执行力是挑战。曹德旺要做“有信誉、有品行”的基金会品牌。“我们有一个监视机构，专门对所有人做廉政检查和纪律检查。你很廉正，但你违反了纪律，也不行。我想创新一条慈善的路。”
内心深处，曹德旺当然希望这次捐股能够审批成功，等到将来联合国组织评人文奖、慈善奖，“那个时候我可以去参评一个奖。”
我佛慈悲
“我很像《贫民窟的百万富翁》那个主人公。”很令人诧异，曹德旺这样形容自己。
在去蒙特卡罗参选2009年安永全球企业家奖的途中，曹德旺经人推荐看了这部正在热映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巧合的是，主人公答题的经历与曹德旺惊人的相似，每个题目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辛酸奋斗史。
但这个中国内地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却矛盾重重。他爱财如命，如今却散尽家产;他有时极尽奢华，有时却又简朴之至。他在福耀总部的办公室大得可以当作篮球场，可是他的午餐却在对面的食堂草草解决，而且吃饭时间决不超过五分钟。他曾经花了六七千万元，盖了一座六千平米的豪宅。
在这个富丽堂皇、充斥着饰品、墙角还有一块菜地的曹家大院，曹德旺扪心自问，“世上有乔家大院，为什么不能有曹家大院?”他想给自己一生做个总结，“很幼稚地给自己盖一栋房子，体现出文化、素质、品位、财富。”
住进去几天之后，他忽然觉得不对劲。他在豪宅里诵读古经，看到佛祖修炼是在菩提树下。“菩提本无树，根本就没有房子，我们怎么可以一方面说自己是佛教徒，一方面又住这么豪华呢?真正的佛教徒，应该不住在那里，有一个草棚过下去就行了。”
曹家四代信佛，曹德旺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仅为修复家乡的寺庙，便前后投入了2000万。但他很少烧香许愿。“有的大老板花几万块钱买第一柱香烧，其实这个是很土。你为什么去祈福烧香?因为你嫌自己不够富。你为什么嫌自己不够富?因为你有贪念。烧香烧不出佛理，烧不出平常心。”
“有时候我进寺院，出于对佛祖的敬重，也会烧香。但是我从来不求什么，我知道求也白求，根本不灵，一切都在你自己心中。”
曹德旺曾经在敦煌感到震撼，“两千多年以前的丝绸之路，商人出去做生意的话，他是佛教徒，他会拐到莫高窟烧香，如果平安回来，也会供奉。”他凝望着办公室里巨大的观音像，缓缓地说，“今天的社会文明，有很多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我们这一代受惠于这个国家，也应该为下一代人留下一点东西。”他向我们展示他了在九华山和普陀山捐钱修建的佛塔效果图册。
“万佛塔非常壮观，我很开心。”
所以，曹德旺对慈善事业的动力，与他的信仰有关，却也与他的出身有关。“我穷过，后来发达了……你不要有点钱就自以为了不起，你有钱帮助人家，做一点功德而已。这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平衡发展。”
言及贫富差距，他经常跟子女、员工讲，不要歧视乞丐。佛提倡施舍众人，但施有三施，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就是有钱的人去施舍别人，这没什么不对。你如果能把你所学让更多人富起来，这种法施比财施意义更大。无畏施是他一无所有，但是看见人家掉到水里，他想都不想就跳下去，为了别人，他宁可牺牲自己，这种比前面的都伟大。”
他手摸着《金刚经》，“三教就像土壤一样，它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我们的精神食粮。佛说，以戒为师，以四念处安住……经首安立如是我闻，使人起信。”他解释说，“不要争，只要你做得好人家就信了，做不好人家当然不信。”
至于河仁基金会的实际操作，“他批就批，不批就不批了。批的话，自己做慈善，可以免一点税;不批，税交完捐，我可以自己做主张。我的信仰就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没什么本事，不能够成为国家栋梁，但是我坚决不做社会的蛀虫，我尽我所能，能够为社会的繁荣和进步做一些事情。”
曹德旺最看重的，慈善是财富第三次分配、调节两极分化关键的工具，“我希望带个头，引起企业家重视慈善事业，因为中国的事情应该由自己人来完成。”
未来你希望作为一个企业家还是慈善家被别人记住?
“我没有奢望这些东西。他们怎么评判，由他们去，我一点都不在乎。说我好，说我坏，我都欢迎。我还要感谢他们，起码在茶余饭后，他们心中还记起曹德旺这个人，我就感到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