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洪平愿意为那些“苦出身”的民营企业家的IPO亲力亲为,这是他和其他投行“海归”而来的中国区CEO的迥然差异
文 | 本刊记者 王春梅
自1992年主导第一个H股上市,即上海石化开始,蔡有着十多年筹办国企上市的丰富经验。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他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指导小组成员之一及中国H股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会议主席。在中国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使蔡能准确抓住国企老板的想法,了解国企运作的规律和体系。
但另一方面,蔡有着民营企业情怀,他觉得自己可以从骨髓里理解他们。因为他和他们同样经历过文革的苦难,经历过自然灾害的苦难,有过农村种田的体验……“我跟这些人都是农民亲戚。”蔡这样形容。他说他青年时在农村的三年,曾经想过自杀,那时觉得实在活不下去了,很苦很苦,心灵的压抑,以及绝望。
在农村,当他第一次看到自己喂养的母羊终于生出了小羊,非常开心,觉得自己终于感觉到了大上海之外的另外一种人生。
两年后,穿着一身农民的衣服,带着一包包自己用旧布缝的口袋,里面装的是自己种的蚕豆和花生,蔡回到上海,把它们一一分给亲人;还有第一次收入的19块钱,8块钱给了妈妈,8块钱给了外婆……即便三十年后,忆及于此,蔡也哽咽。
当年那段身体与灵魂被折磨的终身体验成为他一生奋发的动力,以至于是他后来能与那些苦出身的民营企业家杨国强、郭广昌、王传福等惺惺相惜的一段心灵密码。
“吃过苦的人和没吃过苦的人不一样。”蔡说,“这些人创业时期到人家办公室求人,口水吐在脸上都不会擦的。但成功后,又有非常了不起的胸怀。”
他又谈起在2007年年底如何帮助比亚迪股份(1211.HK)拆分比亚迪电子上市、如何与比亚迪并肩而战、共迎富士康的凶狠“反路演”、最终比亚迪电子0285.HK实现了三倍超额认购、成功上市的经历。蔡是一个绘声绘色的演说家,闻者不禁为之动容。蔡自称,“以心换心,每一个项目上市的七、八个月的过程中,我们帮他们带来了一种信任,还有困难时期的一种银行家良心,这是银行家需要传递给企业家的,上市绝不是简单地拿钱,是跟企业家交流、升华的过程。”
蔡非常理解民营企业家身上体现出那股“土劲儿”。潘石屹、王传福、张自平、魏建军、史玉柱、许连捷、朱新礼、牛根生、郭广昌等等这一长串“苦出身”的富豪这些人的企业都是瑞银做上市的,蔡称他都相当感佩,认为这些人是把事业当命来做,勤奋、俭朴,有的还不喜媒体——这是被蔡称为“第四代企业家”的共同特点。作为投行家,他愿意为这些企业IPO亲力亲为,这是他和其他投行“海归”而来的中国区CEO的迥然差异。他也更加熟谙中国人情。在采访结束时,他再三叮嘱“不要突出个人,一定要说瑞银的成功都是建立在前十几年的发展、180多名投行员工的基础上。”
蔡本人的勤奋、投入,即便是圈子里那些指责瑞银定价激进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梁信军说,蔡洪平在整个上市过程中的投入是绝对到位的。“像这么一个层次的投行家,能为这一个案子花这么多心思和时间……”巨人集团的总裁刘伟对《中国企业家》说,“他(蔡)有一颗20岁的心,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不停地在工作,”她说,“充满激情,我相信跟他工作过的人可能都有这种感觉,他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
这样一位理解并亲近民企的投行家,正是2005年想在中国投行界大展拳脚的瑞银当时最渴求的。2005年底,时任瑞银亚洲区CEO的谭信乐与当时效力于百富勤的蔡见面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待中国投资银行业务?”“对投行,现在是最好的时间;民企是中国先进生产力。”他说,有些外资投行在中国只会吃“牛排”大国企,不会吃“海鲜”民营企业,因为鱼的刺太多,但事实上,鱼是更鲜美的。双方一拍即合。
尽管作别百富勤生涯,但当年的百富勤老板梁伯韬至今仍是对蔡影响最大的一位银行家。2001年,梁伯韬离开百富勤,加入花旗,蔡没有随他而去。“因为我感觉自己应该独立了。”蔡很坦率,“投资银行的人一定要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一定要把不可能变可能,这是一个冒险的行业,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要独立地创造。”这七年来,事实证明蔡已走出了梁伯韬的影子。
上海人蔡洪平,初接触之下性格看似随和,但偶尔,决绝与“杀气”会从他的言辞间一闪而过。他说,“你要战胜一个对手,就要让他毁灭性地死掉,一定要让他感觉彻底服你。”
蔡氏语录
我会对IPO前的企业家说两句话:第一句是“苟富贵,莫相忘”;第二句是“有了财富,忘了财富”
企业要去跟国际资本市场讲:动人的故事、企业发展的基因和核心竞争力、你代表什么、什么是你独有且具有排他性的;第一条是老板要去亲自讲,要幽默地讲
如果高价位的市场低价发行,你是混蛋,你对不起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