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跌破8%的心理数字，虽然与深陷泥潭中的欧洲国家相比，这一数字仍然值得羡慕。但是，当投资、净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的前两驾都出了问题，内需又因为种种原因而持续不振。如果没有新的改革措施来扭转局面，高速增长的时代或将终结。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数据显示,中国2013年第一季度GDP未能如期实现“保8”,年率增幅放缓至7.7%。虽然低于预期，但仍然远高于同时期美国2.5%的增长率和复苏预期仍未明朗的欧洲国家。既然如此，那企业真正该担忧什么? 不可持续的热钱流入 中国海关统计，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出口的 官方数据为：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6.12万亿元人民币(折合9746.7亿美元)，扣除汇率因素后同比增长13.4%。其中出口3.2万亿人民币(折合5088.7亿美元)，增长18.4%;进口2.9万亿人民币(折合4658亿美元)，增长8.4%;贸易顺差2705亿人民币(折合430.7亿美元)，而去年同期我国贸易顺差仅为2.1亿美元。其中，出口的数字应该有很大水分。中国大陆报出的对香港出口的数字远高于香港的进口数据，其中的差异已经大到不能用两边统计口径不同来解释。 另一个有关贸易出口的现象是，深圳出口的增长呈现异常。第一季度，深圳出口增长超过70%，而且深圳在整个数据中的占比在增大，去年一季度深圳出口占比为22%，今年一季度占到27%。假如对出口数据作出以下调整，把深圳从全国样板中除去，就会发现，除深圳以外，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速只有6.2%，与韩国的数据相近。而将深圳算进去之后平均出来的18.4%，则远远高于韩国和台湾等周边国家和地区。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出口数据与周边国家一直在同步变化，出现巨大差距的原因可能是有出口数据被高报的现象，存在出口商品香港一日游或保税区一日数游的情况，即上午出口、下午进口，出口的时候报一个比较高的出口值，进口又报比较低的进口值，从而出现账面上的顺差，以便绕开资本管制将原本属于资本项下的资金转移到境内——境内贸易账户开放而资本账户不开放，名正言顺地将热钱带入境内。考虑到出口数据可能高报，一季度实际GDP增长也应低于7.7%。 这一动作背后的驱动在于香港与内地的高额利差。香港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不到2%，而大陆银行的理财产品利率可以达到4%至5%，利差诱惑热钱流入。此外，由于人民币升值的确定性很强，2012年年中到现在升值达到3%至4%，在全球利率较低的背景下，套利空间相当可观。 除了隐藏在贸易账户下的热钱流入，在资本帐户下也存在类似情况。2012年后三个季度，中国的国际收支中资本账户呈现流出的现象，到今年突然变为流入，这也是因为人民币的升值呈现确定的线性趋势，同时全球发达国家货币政策量化宽松的力度又在加大，境外资金供应充裕，为套利创造了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外汇要被银行吸纳，热钱的流入使央行不得不被动地购入外汇，从而增加了向市场货币的投放，同时又用回购的方式来冲消货币投放的影响，降低流动性，并承担冲消的成本，即央行必须支付正回购的利率，一个月期正回购的利率在2.5%至3%左右，获得的是相对应期限的外汇储备的收益，以美国国债28天的收益为参考，回报率几乎为零。 因此，热钱流入使得投机者赢利，商业银行作为中介也在赢利，人民银行被迫用比较高的利率来回笼货币，等于补贴了热钱的流入。 但是，这个现象应是不可持续的：热钱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并且还有赢利。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可以加大汇率的双向波动，让投机者感受到风险，人民币的汇率并不一定是直线上升，也可能下降，套利行为面临贬值风险。因此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增加汇率的灵活性。此外，加快开放资本账户的步伐有助于降低境内外利差，减小套利空间。 严格管制的利率 开放资本账户，这就涉及到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金融改革的核心，有助于改善资金的使用效率，纠正经济的内、外部失衡。长期以来，我国银行利率受管制，且水平过低，这是造成投资过剩和投资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利率市场化要求放松对银行的利率管制，同时大力发展并规范包括债券、股权、信托等投融资渠道。汇率改革的目标应该是人民币自由可兑换，并使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自由可兑换相辅相成，两者需要同时推进。就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波幅有待进一步扩大，以引导市场建立汇率双向波动预期，抑制热钱流入。许多资本项目已实现可兑换。 在跨境资金流入方面，中国早已开放外国直接投资。近年来，跨境资金流出开放力度加大。主权基金和企业对外投资明显增长。接下来需要开放个人对外证券投资和境外投资者对国内资本市场投资。在资金流出方面实现“国家投出去，企业走出去，个人(资金)流出去”。在大力发展国内资本市场的同时，放松境外投资在国内证券市场的投资对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 来自消费和出口的阻力 从近期的经济走势来看，一季度经济增长7.7%，低于预期，也低于2012年第四季度的7.9%，进入到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依然遇到新的阻力。 首先，在消费方面，限制公款消费的政策和禽流感都会影响第二季度的消费，其次，地方政府的国五条具体措施纷纷出台，虽然现在看来措施并不严厉，实质影响不大，但是在出台之前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心理影响，一季度大量透支了未来的需求。 出口方面遇到新的阻力。第二季度外需的增长将弱于第一季度，尤其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可能弱于第一季度，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影响出口的还有汇率因素。现在可以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今年以来的货币都对美元有不同程度的贬值，而人民币则持续升值，使得中国出口受到抑制。 同时，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来增发相应的人民币来对冲。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流入市场，推高国内房价和物价，形成人民币内贬外升的态势。 总的来看，虽然有很多不利因素，但由于中国的财政政策比较积极，经济增长并不会大幅放缓。中国政府今年财政预算中的赤字从去年8000亿涨到1.2万亿，大规模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防止经济发生大幅下滑。 接下来增速下滑会加快 从中长期来看，在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将呈现增速下滑的态势。 以史为鉴，在本世纪初的前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渐渐加快。当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增长都很快，中国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因此受益，从内部来看，这段时期的经济增长也受益于之前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房改和国企改革，2001年在加入世贸之前还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这些动作奠定了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基础。到2008年左右，增长到达顶点，接下来，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同时改革红利也已经耗尽，又没有更多的改革举措，只推出了四万亿投资这种短期拉动经济的办法，无法扭转潜在增速趋势性下滑的现象。因此，从目前外需不振的背景上来看，经济增长下滑的速度会加快。 我们遇到的挑战与过去相比，更为严峻。现在看来，这些发达国家自己的财政负担很重，财政压力必然影响增长，外需不会再有原来的高水平。而在内部，中国的劳动力供应不再充裕，人口老龄化也在越来越近，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进入路易斯拐点，劳动人口将大幅回落。内外部因素的相互叠加，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很难不通过改革而继续保持。
当然，通过一些政策比如延长退休年龄等，可以推迟问题的到来，但是退休年龄也不可能无止境延长。即便中国政府现在表面的负债率不是很高，但未来可能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所以，指望政府像过去那样大规模投资不现实。 接下来投资效率会下降 除了外需结构性放缓、人口老龄化和较高的负债率导致的政府投资困难，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投资的效率也在不断下降。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ICOR)，概念是投入多少钱才能带来一块钱的GDP的增长，分子是固定资产投资，分母就是增加值。从本世纪初到2008年，我们的增量资本产出率维持在基本平稳或者略有下降，表明我们的投资效率比较高。而现在则要接近七块钱的固定资产投资，才到带来一块钱的GDP增长，说明投资的效率明显恶化。用银行信贷或社会融资总量计算总量融资产出率得出类似的结论。 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本身就使得经济发展的规模效应很差，带来全国范围内重复建设和投资的低效率。以汽车制造商为例，中国的汽车制造商超过一百家，而美国只有三家;航空公司在中国几乎每个省都有一家，美国也只有数得过来的两三家。因此，接下来的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即政府做政府该做的事，企业做企业该做的事。 接下来经济增长会向消费主导转型 从宏观经济转型的角度看，目前以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将向以消费为主导的模式转型。 首先，自然的力量在推动经济转型。随着中国人口路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应不再充裕，经济无法再依靠出口来推动;老龄化的到来，使得家庭储蓄率下降，同时工资的上升抑制企业的利润增长，使得企业的储蓄率也在下降。当整个国民的储蓄率都在下降，还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势必会推高融资的成本和难度，对私人部门的投资就会起到限制作用。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有好处，即收入提高可以推动消费增长，这一点有益于经济增长摆脱依靠出口投资拉动的模式，转向消费拉动的增长。除了自然因素，外需不振等外部因素也在迫使中国经济必须实现转型。 在接下来的第十八届三中全会，期望有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推出。眼下中国政府最需要做两件事，即转变政府职能与鼓励私营经济。政府参与投资，他们往往只重过程，不重结果，而私营经济则正好相反，投资效率高于前者，却正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融资难度提高的负面影响，需要政策支持。 迫在眉睫的是财政改革 为了长期健康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要推进整体财政改革，这牵扯到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方面。以城镇化为例，由城镇化带来的耕地面积减少，影响农产品的供应，因此有必要提升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由现在效率低下的包产到户模式转为大农场模式，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改革;同时，大量转为城市人的人口给城市带来巨大压力，政府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来投入公共医疗和教育，那么就需要给这些在城市生活的农村居民以自由选择的权力，让他们用土地使用权来交换一些回报，从而在城市扎下根来，可以参加社会保障。如果是这样，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将土地出让金在农民和政府间再次分割的问题，改变现在地方政府拿大头、农民拿小头的现况，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空缺又会成为问题，是否要引入不动产税、是否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这就涉及到整个体系的改革。目前为止，还没有太多相关声音。 此外，中国需要降低间接税的税负。以增值税为例，17%的增值税高过周边国家，与欧洲相近。在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增值税率如此之高，不利于收入的分配——由于增值税的最终承担者是消费者，收入越低的人，其消费在收入中比重越高，受到的负面影响也最大。 总之，在下一步改革的问题上，政府需要更多地考虑到一些系统性设计或者顶层设计，这样思路会更加清晰，阻力也会比较小。简单说，改革不是某一个部委产生各自领域的解决方案，而是需要一个直属中央的领导小组来规划，协调各方利益，产生顶层设计的效果。 改革当然有阻力，这是利益的挑战。现在政府遇到的困难很严竣，外需在走弱，人口老化，负债率高等都是结构性变化，过去经济不行了，杠杆率低，还可以微调，现在弹药库已经不再充裕。如果不改革，经济增长可能会穿透7%，继续向下走。而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幅放缓，原先隐藏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占GDP220%的债务，其风险马上显现，银行贷款资产的质量也会出问题。显然，中国前段时期过高的增长是低质量的增长，但是向前看，政府如果继续通过高投资高杠杆来加快增长，显然就是饮鸩止渴;若真是过快下降，问题集中爆发，局面也是难以收拾。所以，是时候考验中国新一届政府的智慧和勇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