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当我们谈论人口与经济问题时，时常用到“总抚养比”的概念。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至64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人均年增长率与儿童抚养比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则是负相关关系。 也就是说，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在还债。生育率下降越快，儿童抚养比(投资)下降越快，儿童的减少使得后续年轻劳动力的不足，今后老年抚养比(还债)上升越快。当老年抚养比上升幅度超过儿童抚养比下降幅度时，总抚养比止跌回升。日本在1993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时，经济开始出现危机。因此，通过降低生育率而降低总抚养比并非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 中国的生育率从1970年后就快速下降，2010年儿童抚养比只有22%——而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平均儿童抚养比为45%;连发达国家平均也还有24%。可见中国人口负债非常严重，必然导致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的大幅上升。2012年中国的总抚养比止跌回升，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 对应日本的情况，可见劳动力变化对经济的影响。在1990年前后，日本劳动力接近顶峰，1989年索尼买下了美国文化标志哥伦比亚公司，三菱买下了美国地标性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所有人都对未来经济持乐观态度。 然而，在那之后，日本经济上升势头戛然而止。很多经济学家为日本的衰退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认为是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的周期性的衰退;但哪有十多年还走不出来的周期?其实日本是无“人”为力了。 经济是手套，人口是手;经济学家们只看到手套，看不到手。 由于长期的低生育率，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15至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非常缓慢，1995年之后开始负增长，经济衰退的核心原因是“They are not making Japanese any more”(他们不再“制造”日本人了)。“人口制造业”的衰退，必然导致“物质制造业”的衰退。 同样，欧盟的总劳动力在2010年开始负增长，也如日本那样，在劳动力负增长前就开始出现经济危机。 从日本和欧洲各国的经验看，从人口增长到经济增长有几十年的滞后期，但是劳动力减少与经济衰退却几乎同步。 在中国，源源不断地增加的劳动力创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但中国15至64岁总劳动力在2013年达到9.98亿的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即将减速。 房地产市场需求萎缩 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链很长，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一旦出问题，整个国家经济将遭受重大打击。但是，房地产就像自行车一样，本身没有动力，需要外力。这个外力就是需求，而需求靠人口。 现在城市房市兴隆，一是因为城市化;二是因为购房年龄人口还在增加。中国城市化已经由2000年的36.1%增加到2010年的49.7%，几年后达到60%，城市化将趋缓，对房子的需求将降低。 北京平均初次购房年龄是27岁，中国25至29岁人口在2015年达到1.27亿的顶峰后开始快速下降，到2028年只有0.69亿，下降差不多一半。也就是说2016年之后，房地产市场将快速萎缩，可能将重创经济。 综上所述，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速即将放缓，但是，由于人均GDP的基数仍然很低，城市化水平还较低，中国靠城市化还可以挖掘内需经济，因此中国经济还不至于像日本1993年那样突然停滞，还会继续惯性增长一段时间，但增长速度不容乐观。 经济中心的转移 近代西方国家人口增加和经济的崛起，加上海运的相对廉价，给中国东南沿海带来了发展机遇，使得中国经济中心一再东移。但是从世界人口结构来看，全球范围的人口结构老化使得人均消费能力下降，发达国家经济的衰退直接减少中国东部沿海提供的贸易和就业机会，中国人口东流的势头将被遏止。
事实上，2005年之后，中国经济中心就已经开始西移。从2005年到2012年，东部地区的广东经济占全国比例由12.2%下降到11.99%，上海由5.0%下降到3.87%，浙江由7.26%下降到6.66%;而中西部地区的湖南则由3.57%上升到4.27%，重庆由1.88%上升到2.21%，贵州由1.08%上升到1.31%。 此外，“高盛全球研究”预测，印度到2050年会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今后中南亚和西亚将是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占据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这也将给中国西部带来发展机遇，推动中国经济中心西移。 就地城镇化：企业的新机会 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城市化已经达到50%，而20至44岁的年轻人口的城市化已超过55%。今后城市化将到70%左右。中国庞大的老人群体是很难进城的，这就意味着相当部分年轻人是不可能继续往大城市流动，因为他们需要就近照顾父母。中国政府现在也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设想，通过小城镇截留年轻劳动力。三线城市和小城镇正由劳务输出地逐步变成劳务需求地，就地就业的机会在增加，就地务工的综合收益比去沿海打工要高。就地城镇化将给三线城市和小城镇带来发展机遇。 企业应该积极布局到三线城市和小城镇，尤其是西部地区，可以享受西部扶贫的政策优势，也有利于今后布局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的市场，但是这些地区的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与东部大城市有很大的差别，巨大的市场潜力还需要引导和培育，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商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