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被视为政府干预经济，实现宏观调控的两种主要政策手段，一直以来，由于没有积极、主动、有意识地把两种手段进行配合，导致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受到影响。 对此，在第二届金融街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表示，鉴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控对象都是资金的流动。面向新的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要想顺利的展开，实现下一步的目标，必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方面寻求良好的配合。李扬还透露，在刚刚成立不久的一行三会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上，初步实现了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在制度层面的配合。 精确描述财政和货币政策搭配 《中国经营报》：一般认为，财政政策通过结构调整达到调控目标，货币政策则作用于总量调控。如果只是单独使用其一，往往不能有效实现预期的政策调控目标。你认为如何搭配运用两种手段？ 李扬：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至少有松、紧、中性三种状态。选择何种组合，并使之有效达成宏观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一个既有科学性亦有艺术性的大题目。 十几年来，我们习惯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样一个搭配，它也体现出搭配的必要性，但是对于这两个政策自身的实际特点和实际倾向是扩张还是紧缩，以及最后两个政策综合结果是扩张还是紧缩，还是中性，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指示。无庸讳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有紧缩有宽松，在稳健的货币政策下有紧缩有宽松。 在此背景下，我国行之十余年的“积极+稳健”的提法似乎显得过于简单。所以我想，下一步要提高宏观调控的精确性，精确性这个词是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多次提出的，要有政策的精确性。精确就是必须精确地描述究竟是什么态势，需要什么样的政策，两种政策配合起来结果是什么样的态势，这都需要精确的给出方向，我觉得当前已经到了需要精确描述的时节了。 比如国债市场，目前国债政策在规模确定上有一个标准，在一级市场上是财政政策，但是一旦投入二级市场，进入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广大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后，它就是金融问题。所以最终国债政策就变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领域。 具体说就是，从财政政策角度说，国债倾向于发长债，因为操作成本低，但是对金融市场来说，需要短债的货币政策相配套，特别是货币政策操作基本都属于一年以内，这种矛盾性就需要在国债的结构上有良好的配合，目前看，这个配合还存在问题。 所以，我认为譬如国债市场要在深度和弹性上做好维护工作，精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 金融市场货币政策要基于微观审慎 《中国经营报》：刚刚你也谈到，在金融市场财政和货币的发挥作用存在周期的差异，那么作为改革中一大课题，金融改革应如何运用好这两种手段？ 李扬：当前宏观政策理念应从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需求管理或能发挥扩张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显然无助于结构转型与结构优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长期过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递减，已经产生副作用，恰似强弩之末。 加之在国际范围内都在使用需求货币管理，也就是发行货币债，但现在货币债的风险已经很大，需求管理已经行至末路。供应管理不是产业政策，真正供应管理是体制机制的变化，是加强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多的作用。 我认为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税负、降低融资成本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激发企业主体的活力，让它们承担起变革的责任；另一方面，通过解除各种僵硬的体制机制约束，提高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下一步的改革，应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政策体系。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传统微观审慎政策逐渐失灵，宏观审慎政策就成为了新的选择，但因为它没有独立的理论和工具，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宏观审慎政策的应用问题应该归结到体制变化的问题上，也就是要建立机构间的协调机制。 我认为宏观审慎有两个要点，一方面，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过程中要有宏观视野，要高度关注各种监管政策的宏观效益；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基于对微观结构审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场微观结构的政策传导机制。 理顺财政体制改革中的财政货币关系 《中国经营报》：实际来看，在这两大政策工具中，财政政策总是政府率先运用最多和最有力的政策，货币政策起到一种辅助和后续调整的作用。你如何看待这种关系？ 李扬：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比较明显的是关于中央银行经营国库的话题。去年预算法修改的时候，曾引起巨大的争论，焦点是代理国库还是经理国库？ 总体来说，世界的倾向是财政当局对自己的国库应该有越来越多管理的权利。比如加拿大，加拿大的国库在中央银行里是零，国库资金由财政部自身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来考虑分布在中央银行还是分布在商业银行。其实中国已经开始小部分的实验，这是直接反映财政和货币关系的一个话题。 此外，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也是如此，社会保障体系曾经是政府承担下来的，后来财政担不下来，于是要推到市场上，就成了金融机构的责任。但是各国经验证明，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独立的担当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维护。因此，在社会保障领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必须精诚合作，否则国家的安全保障就会破损不堪，起不到安全作用。 最后一点是，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财政和货币搭配的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需要有资金的筹措，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大量的投资项目是兼有私人性质和公共性质的。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说，它需要用财政资金，也需要用商业性的金融资金，这就提出了一个配合问题。
更何况，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对资金的需求比较特殊，需要有长期资本的筹措与分配。这些必须要有一个安排，我认为，要大力的发展类似开发性金融或者是政策性金融这样兼有财政和金融功能的安排，才能够支撑长期的，任务艰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我们一直依赖金融性资金对这些活动的支持，但是却造成很多不好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另外就是中国的企业负债率极高，这些都使得中国金融风险增大，因此，要避免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要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