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日益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幸福、健康、高效”的管理人员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中国企业经理人的压力和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作者：周展宏
站在宾馆的窗前，望著北京灯火阑珊的夜色，邱云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活著太艰难了，跳下去就一了百了。“滋滋滋……”，下意识地，邱云从口袋里把震动的手机拿出来，是儿子晓军打过来的，问她身体最近怎么样，公司的资金周转问题解决没有，是不是真的要离婚……
邱云今年 41 岁，女性，企业家，她领导著中国西部一家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每一天，邱云都要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基本上没有周末。由于经常不按时吃饭，她很久以前就患上了胃病，整个身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疲于应付”的状态。尤其是三年前发现丈夫有外遇之后，邱云更觉得力不从心了，不仅是精力不够，而且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企业也逐渐地走下坡路。为了排解越来越大的压力，邱云不时独自开车到一个偏僻山谷中独处，甚至找一个庙宇独自住上一两个月。2003 年 8 月 4 日，韩国企业家郑梦宪跳楼自杀，邱云看到这则新闻时心里一惊，这是不是自己也会走的路呢？
邱云面对的压力，在中国经理人中决不是极个别的现象。伴随著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市场化进程一步步深入，中国人承受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最近财富（中文版）完成的一项调查（《压力与健康──中国高级经理人压力状况调查》）显示，近 70％ 的经理人觉得自己压 力较大或者极大。这项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压力调查”涉及 5,000 名经理人，反馈率超过 30%。绝大多数的经理人认为压力已经对工作和生活带来众多负面影响，其中 48% 的人认为导致工作效率降低，30% 认为导致对工作缺乏兴趣，42% 认为导致出现失眠或其他睡眠问题，40% 认为导致消极情绪产生。
令人欣慰的是，不少经理人开始采取行动，通过各种方式解决压力的困扰。29 岁的刘亦君，男性，原本在欧洲工作，但 2003 年公司有一个到北京工作的机会，刘欣然回国。接受财富（中文版）采访时，刘回国工作仅三个月，“国内的工作节奏比国外快很多，工作量也大很多，职责分工也不像国外那么明确。在国外基本上能准点下班，而在国内经常要加班，我现在觉得每天的时间都不够用。”刘亦君认为目前中国对个人时间的保护做得不是很好，大多提倡“公司利益至上”。回国工作以前，刘亦君每年也会回国几次，每次都会召集国内的好友聚会，但他回到北京工作后，发现连见那些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朋友都不是那么容易。回国后不久，刘开始暴饮暴食，虽然明知这样不好，但却控制不住自己，于是他求助于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在欧洲呆过，知道压力是个大问题，所以处理大问题应该找专业机构”，刘亦君说。
而比他年长十岁的卢敏更多是依靠自己。每隔一周，卢敏都会去爬香山，这是她释放自己工作压力的主要手段。卢敏是一家跨国 IT 公司的合同谈判经理，今年 39 岁。她最怕看到一些不到 30 岁的人由于压力生出很多白头发。她曾经服务的一家公司在给员工做完体检后，给每个人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们要注意身体，因为公司 60％ 的男性被查出患有脂肪肝，70％ 的女性有职业病。就在两年前，卢敏每天早晨醒来都为要去上班而苦恼，而每天晚上又因为工作而失眠，甚至做梦都在谈判。卢认为自己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一旦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
而这正是压力的来源，因为有的时候，公司所提供的资源并不足够完成给定的任务，比如时间太紧、人手太少或者经费不足。虽然卢敏也寻求了专业咨询机构的帮助，但她坦言主要还是通过自身的努力来释放压力，比如爬山。另外，与领导和团队沟通对释放压力也很重要，你必须让老板知道你的资源不够，到时候即使完不成任务，老板也有个思想准备；作为中层领导，你也必须让你的团队成员清楚地了解你所面临的压力。现在，卢敏已经与失眠和心力交瘁说再见了，之所以接受采访，是因为希望与其他人分享她的经验。
李倩在一家德国贸易公司的上海办事处工作，28 岁，女性，已婚，有一个小孩。她的工作主要是与德国总部进行协调，因此经常要加班到很晚，同时工作的责任也很大，因为很大一部分是处理合同、订单之类的文件。在工作半年之后，李倩便主动放弃这份工作。“我根本不在乎报酬，也不在乎有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因为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而且公司给的资源也不够。我的身体出现了很多疾病。”由于辞职必须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所以在递交辞职书后，李倩仍然在公司做了一个月。奇怪的是，她觉得最后一个月工作很轻松，而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其实丝毫没有减少。事实上，在李倩之前，已经有三个在这个职位上的人主动辞职了。于是，公司也开始反思职位的设置是不是有不合理之处。为此，公司请教了专业的咨询机构。
上海德惠企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高级顾问朱晓平认为，导致职业压力过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工作本身压力源太多，超过普通个体所能承受的限度；二是因为个体的差异，同一个工作，其他人可能能够应对自如，但正担任这份工作的这个人却不行。德惠公司是一家以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为依据的人力资源咨询公司。
有时候，工作角色的变化也会产生压力。田沧海在一家外资出版公司工作，40 岁，男性，资深编辑。田在加入这家公司之前自己开公司，整天忙忙碌碌，虽然有压力，但从来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也没有把它当成问题来看待。现在从老板变成了上班族，工作和生活相对有了规律，空下来想想，发现压力是个不小的问题，而以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压力的症状，如情绪波动大、早上不愿起床、感觉体力透支、莫名其妙的焦虑、不愿及时处理手头工作，等等。他说：“过去一直认为｀著急上火＇的｀上火＇只是一种形象的描述，现在才知道这两者真的有因果关系。”
田沧海不愧为资深编辑，他通过读书找到了自我减压的办法，如时间管理和 学会妥协等，主要是有针对性地解决自己的大问题。他说，“做老板，要面面俱到，而打工最要紧的是做好本职工作，从时间上来说，轻重缓急差异很大；另外，做老板，在公司内部需要妥协的地方不多，而打工者视角有局限性，不能也没有必要考虑太多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田现在的工作效率有了很大提高，心理也恢复正常。
李倩、卢敏、刘亦君和田沧海等人还是幸运的，因为她们至少还没有太多来自家庭和婚姻方面的压力。然而，在近 20 年中，中国人不仅工作压力日益加大，而且离婚率也大幅上升，如 2000 年上海离婚率达 0.49%，是 20 年前的 20 倍。而财富（中文版）此次的调查也显示，已婚或者再婚的高级经理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比离婚者要高得多，这也很容易理解，婚姻和家庭是个人最直接的社会支持系统，对个人压力的释放和缓解无疑非常重要。
张志良是一位技术人员，36 岁，男性，在一家跨国公司的杭州分部工作，不久前离婚。更糟糕的是，在接受采访前一个月，他母亲被确诊为癌症，并且为晚期。本来，张对自己的工作还算得心应手，对职业和家庭也有很好的规划，但一切突然全部改变了，工作的时候经常集中不了注意力。为此，他不得不寻求专业咨询机构的帮助。接受采访时，虽然他已经能够正常上班，但讲到伤心处，我可以听得到他在电话那头的抽泣。
北京易普斯企业咨询服务中心首席顾问张西超认为，经理人越成功，所受压力的影响越大，减压的渠道就越少，因为一方面压力源本身不便公开，另一方面是要维护自身的形象。财富（中文版）接触的几位知名企业家对压力的极大危害体会颇深，但最终都没有同意接受采访。愿意向我们吐露心声的要么是外企员工，要么是有海外教育和生活背景的人，而且他们也都要求不公开其真实身份。有一位企业家曾经画了一幅自画像：蹲著马步，穿著一条破裤子，长著三头六臂，每个头上都顶著一摞盘子，几只手上分别拿著酒杯、令旗、匕首、盾牌等物品。企业家解释说，头上顶著的盘子分别代表著现金、市场和人，自己稍有不慎这些环节就可能会出问题，而酒杯是说自己要喝很多的酒，令旗表示自己的命令就像军令一样有效，等等。易普斯的张西超说：“这表明这位企业家的压力源非常多，而且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这位企业家对破裤子的解释是，因为蹲马步时间太长，所以蹲破了。
财富（中文版）的调查还显示，工作压力不仅损害个体，而且也破坏组织的健康，并最终导致经济损失。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公司工作场所压力是劳资纠纷所带来的损失的 10 倍。英国产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的数据显示，英国与酒和饮料相关的疾病每年带来的成本是 17 亿英镑以及损失 800 万个工作日，动脉冠状硬化性疾病会导致 6,200 万个工作日的损失，而心理疾病每年所需的成本是 37 亿英镑以及损失 9,100 万个工作日。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因劳资争斗而损失的工作日已经下降，而工作压力已经成为导致工作日损失最重要的因素。美国职业压力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Stress）则估计，压力及其导致的疾病每年耗费美国企业界 3,000 多亿美元。
根据美、英等国多年的实践，普遍采用的解决职业压力方案，是员工帮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s, EAP）。所谓员工帮助计划，就是为帮助员工及其家属解决职业心理健康问题，由组织出资为员工设置一套系统的服务项目，通过专业人员对组织进行诊断和建议，并对员工及其家属提供专业指导、培训和咨询，旨在帮助和解决员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心理问题，提高员工在组织中的工作绩效。一般认为，员工帮助计划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收益。有资料显示，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员工帮助计划每年为公司节约 3,700 万美元的成本。
然而在中国，虽然压力问题已经逐步引起中国经理人的重视，对心理服务的需求也比较强烈，但心理服务的市场尚未真正形成，商业性的心理服务机构很少，而且普遍规模很小。除了一些跨国公司之外，只有极少数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开始重视对员工的心理帮助。例如，年销售收入超过 200 亿的国家开发银行，去年上马了一个 200 人的员工帮助计划试点项目；第一家在伦敦上市的中国公司大唐电力不久前也在安全生产部专门设立了职业压力工作小组，研究员工心理压力对生产安全的影响；联想集团也曾就实施客 服员工帮助计划进行过培训。德惠公司的朱晓平认为，中国的心理咨询业需要探索适合国情的产品和服务模式。目前，开展减轻压力培训、团体辅导和个别辅导的模式已基本成型。
2003 年 10 月，邱云在一次企业家压力培训上介绍了她三年来与压力的抗争，得到的反馈有点出乎她的意外：所有参加培训的其他企业家都认为她非常坚强，这给了她非常大的信心。同时，她也获得了一个支持网络，因为参加该培训的成员都承诺，如果她遇到问题，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有些人甚至为她介绍种种走出困境的方法。而咨询师对邱云也特别关照，要求她写下保证书，即她在做有关其生命或者其他重大决策之前，保证会给他打个电话。现在邱云状态似乎不错，甚至会主动去关心其他有压力的企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