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有关美国超宽松央行政策即将终结的言论已对亚洲各地的股市和汇市造成打击，一些人由此担心亚洲可能会遭遇一场与上世纪90年代末的那场金融危机类似的危机。“我认为，亚洲国家已吸取过去的教训，显著提升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相信亚洲国家现在能够更好地应对。” 在上周举行的“第二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上，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指出，金融危机在一些国家仍在持续发酵，“所以我们在宏观政策之间必须进行协调，国家之间必须进行合作”。 埃内斯托·塞迪略不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目前担任美国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银行集团治理现代化高级委员会主席。 埃内斯托·塞迪略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在墨西哥不是“富二代”，而是“穷二代”，他父母以前非常贫困，但靠着个人的奋斗、勤奋的学习，他在墨西哥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优异的学生，后来到美国耶鲁大学进修，成为经济学博士，其后他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到墨西哥政府工作，再通过竞选做了墨西哥总统。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的话来说，“这不仅仅是靠个人奋斗、个人勤奋努力成功的典型，而且作为一个学者，我也想说这也是我们经济学界的骄傲。” 中国带来的是机遇而非威胁 问：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对于这种“中国威胁论”，您怎么看？ 埃内斯托·塞迪略：毫无疑问，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事实备受争议，至少对于那些认为全球贸易是零和游戏的人来说是这样的。我们对此并不吃惊，因为那些敌视中国出口的人在很多状况下认为全球化会有损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繁荣。其中，最常见的指责方式是中国的出口会导致当地人失业，降低了工人的工资，特别是非熟练工的工资。 这些观点，不仅能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听到，还能在其他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能够听到。而这些国家或者说这些说法忽略了中国从其贸易伙伴所进口的产品支撑了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对消耗中国廉价商品的工人实际工资的影响。并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常抱怨同中国贸易逆差的国家，恰恰是那些非常乐意从中国大量贷款的国家。他们好像也忽略了一个事实——只有中国在保持经常性账户盈余，这样才能出让贷款。 关于中国在全球经济崛起所引起的对其地位争议，一个流传已久的常识性错误，便是由于自己未能适应改变的环境而指责他人。投资不足或对人力资本的误导性投资、对劳动力结构性调整的支持力度不够、导致经常性账目赤字的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上都是国内政策决定的结果，而这个结果是导致同中国贸易金融不平衡的根本性原因，其程度远远大于这个国家的贸易和汇率政策所带来的问题。 同样的结论也可以延伸到新兴国家。在某些程度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视中国在重要市场上为自己的死敌，尤其是我的祖国墨西哥。事实上，墨西哥向美国市场提供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中国在此市场的所占份额急剧上升而不断减弱，特别是十年前中国刚加入世贸的时候尤为明显。为什么墨西哥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下滑？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的政策，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墨西哥对提高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及采取必要措施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和经济的总体竞争力反应过慢所导致的。墨西哥在地理上临近美国市场，而且根据北美自贸协定，拥有进入该市场的优先权。如果在本世纪初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并密集应对的话，墨西哥的出口和GDP的增长是不应受到来自中国出口的影响。就深化全球化而言，我们没有认识到中国带来的是机遇，而非威胁。 幸运的是，墨西哥终于洞察到，建立一个更紧密的墨中关系，创建高效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将会给墨中两国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墨西哥总统恩里克·佩尼亚·涅托上任以来的国际访问第一站便是中国。我也相信中墨两国政府将会继续努力打造双方的关系，为中墨的企业家以一种互惠互利的方式创造更多的机会。 不仅是美国，包括墨西哥在内的很多国家有时比较倾向视中国为其竞争对手，这些国家必须认真评估中国的快速增长对自己国内、国际的影响。 一个没有中国积极参与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将会是一个在繁荣和安全方面更显逊色的世界。 问：中国经济的崛起本意的确是自我推动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其它国家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 埃内斯托·塞迪略：中国的增长是国际生产和贸易新模式的助推器。正如我以前所提到的，这种模式在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机遇的同时，能让发达国家对自己的产品、投资和技术拥有一个新的快速增长的出路。这种增长还可以提高全球资金储备、放宽金融限制。将现代中国的经验同过去主要的经济大国的崛起作对比，一般来说在过去是得不到广泛认可的；但现在多亏了当代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以及中国为了经济增长而制定的参与全球化的策略，才让中国一方面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而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所产生的纷争和摩擦与现代史中其他经济强国崛起之时所产生的纷争与摩擦较少。 中国的成功足以证明，在不使用武力进入别国市场或侵犯别国领土的状况下，便可以成为全球经济强国，而以前绝非如此。成熟的工业化国家在其崛起为经济强国的时候无一例外地展示出其好战的一面。这些国家应该认识到在20世纪中叶，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取向而建立起来的系统，其它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繁荣。 当然，中国参与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和再造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并非没有摩擦，也并非绝对的一帆风顺。如果这是一个极具活力的市场经济，那它必定是一个充满摩擦和创新的市场经济。毫无置疑，这个市场具有分出胜负的潜在风险。 但这些都取决于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国际政策。让我们减弱后者，放大前者，让更多人成为赢家，让输家更少。通过更大和更富竞争力的市场来拓宽我们的利益，防止挑战或至少减弱负面影响。 国际通力协调合作作用巨大 问：我们应当怎么理解当前的全球化趋势？ 埃内斯托·塞迪略：在过去的25年间，国际贸易过度发展的教训，例如由经济的相互依赖刺激恶化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不应是全球化的持续深化所造成的，这个教训也包括中国在内。相反，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累累硕果。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减弱经济竞争的摩擦和内在不平等的同时，通过加强一体化来增加和收获更多的果实。用于减弱摩擦所采取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发展策略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所采取的国内政策，但国际协调和合作也在期间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对2008年秋的金融大灾难的快速反应，这个范例足以证明在巨大混乱的压力下，各国如何抱团、通力合作进行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并未发展成为21世纪初的大萧条，这也足以证明即使是一点点的国际协作便可将危机化解。 问：对于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调整，很多人认为是中国和美国的问题，您怎么看？ 埃内斯托·塞迪略：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具有误导性，其他很多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德国也是如此。长期以来德国保持着出口盈余，欧美经常性贸易当时也是平衡的，所以大家不关注这个问题；现在人们发现德国可以拿出盈余支持西班牙、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可以给西班牙、葡萄牙提供债务解决方案，美国也出现了泡沫问题，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德国银行企业负债表看到这些问题。德国也在积极开展金融以及财务管理方面的治理，而欧美也要将现在的经常性项目赤字的尾巴甩掉。这些有盈余的国家也会考虑本国的政策以及相关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看到德国以及一些相关国家的政策，短期来说可能对经济发展有用，但如果从更广的角度看，看看其他一些利益相关国家，比如日本，必须要更果断的将其经济结构做些调整，（才能）实现发展。另外，美国经济如果一方面增加出口，另一方面增加私人资本投资的话，确实可以很好的发展下去。但是这些国家的贸易伙伴因为这些国家的政策出现问题，也会考虑（调整）战略的，所以调整必须是同步，不能是单边的调整。比如财务整合方面，不能说你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国的利益。 全球政策的有效同步和协调，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更重要，因为它们有更加多的盈余，能更好的协调经济发展，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样。而中国政府领导人也承认如果能让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需求，吸引更多来自赤字国家的投资，让经常项目下的盈余更稳定，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利可图的。从政策来说，中国也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这不仅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整体也有利，对所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利。 中国政府追求高增长率，我们也必须要在经济增长中看到中国非常高的存款余额。2009年中国面对经济危机采取了一些政策，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我想也能让我们以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针对十二五计划让经济发展成为发展最主要的政策。我们的发展不能再像过去一样依赖进出口了，而且也不仅仅是简单依赖于货物的出口。土地、能源、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也越来越高，压缩了我们的利润，我们还有很多行业已替代了进口与出口。 我们的政策也必须鼓励公司在非实务贸易及服务业方面更加地发展，中国实际上能努力保持发展，而且为全球的经济作出贡献。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中国应当）在国际合作中更有效、更有野心，但目前为止中国还没做到这一点。并且重要的是，要使得它能为所有人所享用。现在的趋势是科学和可持续技术的发展，我们所拥有的人力架构和资金是丰富的，而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互动和相互之间的连接、相互之间的依赖也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全球化，对于经济发展、对于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而中国在这当中面临着融入世界的挑战。当然全球化带来进步，也为世界局面带来更复杂的环境。如果我们想要保留目前所取得的一些进步，就必须要正视这些复杂之处，因为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共同富裕的机会，同时也是共同面临的分享，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只有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才能做到。 为了能够和谐共进来追求共同的富裕，我们需要提高各自的责任感，需要国际社会各个国家能够更加地负起责任来。 金融危机还在持续发酵 问：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快有五周年了，您是否担心金融危机成为全球化的逆流？是否担心即将退出的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会引起新兴市场国家的新一轮金融危机？这个金融危机又会进一步使全球化进程得以逆转？ 埃内斯托·塞迪略：金融危机从2008年以来确实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全球化带来很大的风险。在2008年9月之后的几个月，全球贸易的崩溃是非常激烈的。很多人研究发现全球贸易的紧缩在当时几个月内，甚至比大萧条时期还要糟糕，当时我们几乎就看到了全球化的逆转。但这次有所不同。当时能阻止这种全球化逆转灾难发生的就是各个国家能聚在一起，进行政策的协调，（这）带来了很多的好处。首先，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制定，使得GDP没有大崩溃。另外，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利用大量的货币储备，非常激进地推出了激励措施，进一步推动并支持了全球化贸易。还有，G20国家做出承诺要避免保护主义，这也有利于全球化的发展。危机最糟糕的阶段已过去了。 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完全克服了危机了？危机对全球已经没有影响了吗？我觉得不能这样说，因为在一些国家,危机还在持续发酵，比如欧洲一些国家必须采取特殊的政策，如果政策不再执行的话，就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所以，我们在宏观政策之间必须进行协调，国家之间必须进行合作。目前我们已经到了可以看到曙光的时候，我们就像是踩单车一样必须要不断踩，两条腿不能停下来，才能到达隧道的另一端。 不幸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不是很有利。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G20应该做什么才能防止金融的动荡？有些事情已敲响了警钟，甚至出现了军事的对抗，这对于G20峰会的召开营造了不好的环境。我可以预见的是，政治上的发展使得G20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合作会越来越难，对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来说会不利。 问：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货币政策更多的是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所以现在美国经济出现一定的复苏迹象，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在未来半年或一年重新推出。您是否担心土耳其、巴西等长期以来贸易逆差、财政赤字的国家会出现1997、199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埃内斯托·塞迪略：量化宽松政策（重启如果）真的发生，确实会带来一些风险。在198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收紧，开启了危机。到1994年，美国货币政策收紧触动了墨西哥1994年、1995年的危机，我们确实对这些危机还记忆犹新，但这次情况不一样，因为新兴国家的经济耐力更强，总体来说基本面更强了。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印度的赤字很大，经常项目的赤字开始出现，印度在最近几周甚至最近几个月内，货币金融被袭击。但看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巴西，经常项目赤字大概占GDP的4.5％，但看其他的基本面，巴西的经济债务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年间大大下降，所以富裕的国家会羡慕巴西所取得的成就。巴西这样的国家会有问题，但（经济）不会完全被颠覆。过去几年没建立（货币）储备的国家就不会这么乐观了。美国货币政策突然收紧，当然不会在一夜之间，我觉得这次不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但确实很微妙，确实需要各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微调。 中国实施经济刺激方案是对的 问：中国政府在2008年底推出了为时两年的4万亿财政刺激政策，后来还推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些政策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您怎么评价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财政刺激政策？效果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如果金融危机再来，您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是什么？是否要再推行财政刺激政策？ 埃内斯托·塞迪略：像我这样一个人给中国政府提供意见的话，其实不太够格，因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当然，从分析者、观察家的角度来说，中国政府决定要用这样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来刺激经济发展，当时全球经济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如果当时中国没能力进行这个财政刺激政策，没有出台这个相对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全）世界都是更大的危机。
我在2009年时来中国，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大概是5.5％或6％；但之后我们看到，中国政府提供的经济刺激方案确实被实施了，而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涨幅超过了8％，我觉得这对中国是一件好事，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件好事。有些人对中国刺激方案的长期影响提出了质疑，认为用4万亿的资源来支持了国企的发展，这是不好的。但我认为他们说的并不对，中国私营行业的发展还是在不断扩大，中国经济从结构来说是非常健康的。 另外，中国政府对于现在要怎样保持经济发展的平衡非常看重，2011年开始了十二五计划，中国新一届的政府班子也非常努力希望维持经济发展平衡。当然，几个月之前人们有些担心中国信贷扩张太快了，后来中国人民银行介入了，限制了贷款的发放。我觉得他们能做得很灵活，不是说采用一刀切的方法，他们不会采用比较极端的做法将中国经济发展彻底扼杀，而是会综合考虑中短期、长期的发展，从而更好的让经济发展更平衡。 我觉得现在（中国）经济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在各个国家之间有更多的协调，这对中国重新平衡其经济发展也会更简单。而且，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实现更好的协调发展的话，其他国家的工作也会更简单。原来各国都是各自为战，这意味着它们所做的一切就像是零和游戏，你所取得的成果被其他国家抵消了，现在我们希望更加协调的做。 中国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问：中国现在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墨西哥在我看来已基本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正迈向发达国家。作为墨西哥的政治家、经济学家，请您给中国提出一条建议，怎么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埃内斯托·塞迪略：我觉得墨西哥还没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我们陷在里面很久了，现在还没跳出来。我觉得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只要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发展活力的话，能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就行了。墨西哥现在的重点是找到一个方法能将它的增速提高一点，因为过去（发展）速度相对还是缓慢了一些。 我对中国还是充满信心的，（中国）能够继续发展，至少保持每年7％的增幅。保持这样的增幅，过10年、过15年，中国就会跳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了。我觉得这个陷阱对中国来说，根本谈不上是个威胁。因为现在中国的存款储蓄率很高，大概占GDP的50％；这笔钱使你在投资方面有很大的空间，也能让你提升国内消费；而且能在未来减少存款率，这样你就可以有支出。中国现在也在提高生产力，做得也非常不错，值得钦佩。我根本不觉得中国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愿意在这里打一个赌，中国不会陷进去。 问：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今年11月就会召开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对于改革，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现在中国要改革的话，哪一个改革您觉得最重要，从而能确保中国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都会持续保持发展的春天？ 埃内斯托·塞迪略：其实，（给中国的经济提出建议）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我觉得，中国应该更少的依赖出口，而更多的依赖国内的需求。另外，就是整个金融体系，因为有金融限制，存款的人如果存款利息太低，或者说投资、借款人的投资回报率、贷款率要平衡才行。目前我们在生产行业中的投入没反映我们目前具有的产能，这也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其实这些都是看到中国专家写的文章才有的观点，所以不要问外国专家，而是倾听中国专家的意见。 欢迎中国企业去墨西哥投资 问：很多中国优秀的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墨西哥。您觉得他们到墨西哥去发展有什么商机？哪些领域可以投资？ 埃内斯托·塞迪略：我可以告诉大家，墨西哥新一任政府也希望打造更开放的商业环境。墨西哥新一任政府认为中国可以是非常强有力的贸易伙伴，总统上台之后的国际访问第一站就到了中国。 中国新一任政府有颇具雄心壮志的改革计划，在几个月内取得了过去几年无法取得的成绩，在电信业做了很大的改革，开放了电信行业，让竞争对手也参与其中。我们也有一些教育的改革也在做，两个星期之前，墨西哥总统签署了修订墨西哥宪法的提案，主要是改革能源行业。在墨西哥的能源行业，政府垄断程度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改革也表明了墨西哥政府的立场，欢迎竞争，也欢迎中国企业去到墨西哥发展。我们知道中国企业家非常成功、非常出色，希望你们来到中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