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7年12月的一天—刚好在圣诞节前夕，我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星巴克咖啡厅里喝咖啡，意外地碰到了我的一位老朋友，他叫戴维8226;利普顿。他是一位绅士般的人物，做事镇定从容。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他是美国财政部一个颇为耀眼的明星，因为他曾是20世纪末俄罗斯违约期间的风险管理人。
我们开始探讨的是全球主权财富基金在全球不断上升的金融权力。我们两人一致认为，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将会很快面临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对欧洲或美国工业和金融利益侵蚀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执政的两党在面对全球投资无法衰减的势头时将会发出相当有力的声音。“因此我们这个时代还会存在那么多危险的不确定因素，”我插话道。“是的，因为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利普顿回答道，“如果美国和欧洲的官员明天要面对一场极其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那么他们最先考虑的应该就是向主权财富基金求助，以帮助维持金融领域的稳定。”紧接着，利普顿又总结道：“没有其他机构会持有这种形式的资本。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会。它们（主权财富基金）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还需要维持那种使其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的政策呢？美国也需要扭转自己的金融不平衡局面。然而，这里的挑战是，如何制定出一个有效的策略，既能扭转金融领域的不平衡态势，又不损害企业家资本主义体系所创造的财富和工作岗位。关键是，避免扼杀最近几十年时间里培育的企业精神。在当前阶段，一个真正的危险是，由专注于阶层权益争斗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团体开出的政策药方最终可能会误杀这个“病人”。正像我将在下一章里所阐述的那样，要懂得究竟是什么因素能够促进一个经济体增长或繁荣—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也就意味着，今天这种新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企业家—的作用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对企业的资金支持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但我在下一章里还将要指出，促进企业创新氛围提升的政策必须依靠更广泛的促使人力资本成长的政策获得给养。关键的一点是，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