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传统产业步履艰难 中国经济转型面临三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传统产业步履维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传统产业规模非常巨大，在解决就业、维护国计民生以及保持社会稳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中国传统产业低利润的状况令人堪忧，不少人认为传统产业是夕阳产业，我以纸笔业为例做一个简单的分析。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各种笔的产量都居世界首位，圆珠笔的产量更占了世界总产量的80％以上，可以说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制笔大国。但从整个产业链、价值链上来看，我们的制笔业确实是大而不强，甚至很多企业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是为什么？我想有两个问题：第一是圆珠笔的“空心化”，这好像和我们信息产业“空心化”有类似之处，所谓“空心化”指的就是圆珠笔的笔珠、笔芯和墨水主要依靠国外进口，或者依靠设备的进口，所以我们一直是在价值链的最低端从事生产活动，我国出口圆珠笔的价格大约是5毛钱到1元钱人民币，但是在美国市场转眼间就卖到1美元以上。中国在获得的一块钱当中，进口的笔头、笔芯、技术和设备占了大头，再加上劳动力成本，剩余的利润一般是2分钱到5分钱。这么少的利润，如何进行创新和扩大生产？如何支付越来越高的工资的要求？ 第二方面的原因是制笔产业链在其他环节上的缺失，也就是在美国市场上从1元人民币到1美元的增值，就包括了从产品设计、采购、物流、批发经营、零售服务各个环节，在这些价值链中创造更高利润的环节，全部不在中国企业手里。所以，制笔业不是没有利润，而是我国企业缺乏占有制笔业价值链高端的能力。制笔业的这种处境在中国传统产业当中具有代表性。 “低附加值陷阱”后果非常严重 第二，中国存在高技术产业与新兴产业中的无序发展和“低附加值陷阱”。有不少地方政府很热衷于发展高技术产业，不惜代价实行各种优惠政策，产业发展重点向高新技术倾斜。从实践来看，许多地方对此缺乏理性认识，更多的表现为概念的炒作、雷同式的布局、低层次的竞争、技术的盲目引进、缺乏有效的核心技术支撑等等。也就是导致“升级版的GDP主义”，因为无序发展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战略性发展机遇的措施，后果非常严重。 以光伏产业为例，去年末遭遇哀鸿遍野的困境，一夜之间跌到谷底，数据显示，浙江374家中小光伏企业中，至少有50％处于半停产状态，而在拉晶和切片等环节，停工的企业甚至达到70％—80％，已经破产转行的企业也不在少数，这个状况令人深思。 实际上在历史上已经有过深刻的教训。本世纪初，短短几年，一场替代技术的危机，也就是以液晶面板为主的平板显示器，对CRT显像管的替代给中国的彩电工业带来了创造性的毁灭。我们曾经花费了20年时间使彩电工业的价值链95％都在本土生成，成为当时中国引进技术成功的典型。但到了2008年，中国彩电工业由于没有能力参与到全球性的产业技术替代过程，只能被动跟随，以致彩电的产业链80％再度转移到了国外。 现在有不少地方没有吸取教训，无序缺乏战略指导和技术支持的发展模式，在一些新兴产业里仍旧在不断重演。 在一些高科技企业，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和经济活动，在性质上，和制笔这样的传统制造业没有本质的区别。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在高技术产业链低端活动的成功，比如在装备线上拧螺丝这样的活动，并不会必然带来这些高技术产品高端活动的成功。事实上，在不少高技术企业里，我们仍旧处在价值链的老位置上，仍旧被锁定在组装、加工、制造的低附加值环节，我们的高技术企业陷入到“低附加值陷阱”当中，根本原因是缺乏核心技术。由此，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40％支付给国外的专利持有者。据调查，苹果公司每售出一台iPhone手机，苹果获得其中58.5％的利润，而做组装代工的中国企业获得的利润只有1.8％。它说明了高技术产品组装线没有改变中国产业活动的性质，产业升级的目标也不可能在这种路径下实现。 中小企资金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 第三个问题是中小企业存活率低，难以做强做大。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孕育大企业的摇篮，尽管这些年中小企业蓬勃发展，但是存活率低，难以做大做强的问题仍然具有代表性。 究其原因，我以为融资困难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资金短缺、融资困难是普遍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大量民间资本苦苦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是企业融资困难和融资成本高。原因何在？关键是我国的企业融资金融体制缺乏满足中小企业发展所需求的金融中介体系、金融产品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尤其缺乏有品牌、有信誉、有能力的中介服务机构。 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主要原因：一是低利润使得企业没有研发能力，又缺乏市场化的公共研发机构、研发平台和技术平台；二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得企业研发成果未进入市场已被其他企业仿制；三是技术信息和市场信息不足，制约了企业的扩展能力。 当前更要强调自主创新 从中国经济转型看科技与经济结合存在的主要问题，从三个方面分析。第一是自主创新能力薄弱，核心技术缺乏。我们从圆珠笔、彩电等产业的发展得到了什么教训？最根本的就是技术可以引进，创新能力不能够引进。实践一再表明，技术创新能力是内生的，需要通过有组织的学习和产品开发的实践才能够获得。如果中国的产业要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并且能转化为自主的知识资产，那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开发平台，培养自己的技术开发队伍，进行技术创新的实践，这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当前我们要更加强调自主创新？这主要是因为当前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已经占据了国际市场的大部分份额，量的扩张几乎没有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们的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资源环境的压力以及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已经将利润空间挤压干净。所以尽管作为市场需求的技术引进仍旧是合理的，但从国家战略和技术层面上必须要明确，依靠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才是基本的出路。 建设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 第二是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不健全。 一、创新环境的问题，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市场需要，来源于公平的市场竞争。然而，目前社会化市场化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和激励机制的缺失，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并且创新环境的不健全、公共服务的缺失，也使得企业很难从社会、从市场获得技术创新所必需的资源。 当前，政府主导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工程、产学研结合等等，我认为都是必要的。但政府需要更多的关注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建设，因为政府主导的项目只能够涉及少数企业、少数研发人员，也只能在一个时期内起作用。而社会化市场化的创新环境将惠及全社会，从而调动企业、科研院所、高校众多人员的积极性，依靠市场的力量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创新大军，形成中国自主创新蓬勃发展的局面。 二、政策导向问题，当前我国企业创新动力和能力不足，也和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现有的GDP导向机制，使得国有企业不愿意冒技术创新的风险，也不愿意在竞争性的领域做创新性的工作。还比如地方政府在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之间的博弈和权衡，妨碍了中央政府制定的鼓励创新的政策进一步落实。我记得2006年制定了鼓励研发投入的税前抵扣政策，这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极为有效的激励政策，但在我国，据我所知，执行得不尽人意，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它减少了地方的财政收入。还比如现有的创业板的入市标准等等，我听到的反映（是），（它）使得进入创业板的企业很多都不再需要社会融资的支持，而真正急需支持的中小企业进不去，没有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政府的管理思维要转变 第三是政府的管理思路、管理方式还没有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刚才谈到的制笔业、彩电业、光伏产业等等众多的案例都说明，我们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宏观层面、战略层面把握不足，过多的依靠微观层面的项目操作，这样就引发出一些前面谈的后果。包括战略规划、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导致产业技术换代和市场前景判断的失误，比如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和市场机会的前瞻性研究部署不足、研发不利，因此不能够有效地担当新兴产业的技术支撑。比如政府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衔接不力，导致了在研发市场、金融贸易整个产业链上的布局的脱节，难以形成配合有序的高价值的产业链。 二是过渡的关注规模总量的扩张，忽视了质的提升和改善，被GDP牵着鼻子走。GDP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计划思维，只注重产值的增长，不关注附加值的提升。 政府应当把选择权还给市场 转变观念，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第一，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步伐。如何把科技和经济结合起来？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给出了选择，那就是依靠市场机制。市场机制作为经济社会系统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不仅为科技和经济活动的结合提供了联结的桥梁和纽带，而且能够通过筛选过程实现择优。 要做到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和经济结合的步伐，我以为必须抓紧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市场竞争要求政府必须大力推动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紧密结合，建立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为目标的技术创新体制和机制。企业的创新不仅包括研究开发的创新，也包括产品的设计创新、工艺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等一系列环节。所以单纯的技术突破不能解决市场竞争力的问题。因此，孤立的科技改革和孤立的经济改革都不能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大力推动科技改革和经济改革的紧密结合。 二是市场竞争要求政府不要过多地介入和干预微观的创新活动，要给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更自由的氛围和更宽松的环境，并摒弃现有的以政府为主导的科技奖励和评价体制。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我以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不确定性，连最内行的专家都难以判断哪种技术最终会得到市场的认可，政府官员也一样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单一的用指定项目的行政手段来判断、确定优胜者，成功率会很低，并很可能把创新的幼苗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我们还是应当把选择权还给市场。 三是市场竞争要求一个有利于产学研结合的市场化的环境，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当然我认为对于一些战略性的产业，政府主导的产学研结合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对于千千万万支持产权的持有者来讲，产学研主要靠政府是做不到的，要靠市场，要靠中介机构来建立起这个桥梁和纽带。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浩浩荡荡的产学研结合的大军，而不是一些孤独的操作者。 政府职能频频越位和缺位 第二，加强科技和经济的结合呼唤政府职能的转变。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已经初步确立，但在管理服务方面的政府职能仍然存在很多越位和缺位的现象。当前政府的越位体现在通过项目的实施干预微观的经济和创新活动。 我要说明，为了实现国家的重大战略目标，政府推动极少数的重大项目是必要的。但是现在遍布各级政府、各个管理部门以项目为中心的工作方式必须要改革，因为项目操作的方式作为政府管理的主要手段有明显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众多的传统产业、中小企业难以受惠，它不是普惠性的长期性的政策；二是产业链中的个别环节和其他环节不容易形成有效的衔接；三是容易导致“权力寻租”行为。 政府的缺位集中体现在市场经济环境建设的落后，宏观战略和政策的把握不足，所以政府应当把职能定位在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制定和落实公共政策以及事关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性研究、前瞻性布局和重大研究基础等方面，我相信可以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亟须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 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推动传统产业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当务之急。各个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即使在发达的经济体，传统产业事实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并且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根据OECD 2000年的统计数据，高技术和中等高技术产业只占到整个附加值的8.4％，日本占到9.9％，欧盟占到8.3％，美国仅为7.9％。由此可见，对高技术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GDP贡献要做出恰如其分的估计。 事实上，传统产业并不绝对等同于低利润、低附加值，传统产业也有高附加值和高利润，关键取决于企业在产业链当中所处的位置。圆珠笔的案例就给了很好的注解。近来美国奥巴马政府也重点发展新兴制造业，可见传统产业并不传统，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中的夕阳产业。通过把高技术活动扩散到传统产业部门，传统产业依然可以太阳照常升起。 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呼吁经济、科技管理部门高度关注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我们现在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听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有关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声音。当然这也重要，但是绝不能把传统产业孤立在主流的科技政策、创新政策和产业政策之外，这也是我多年做科技部部长下来以后反思的结果。 大力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 大力加快发展创新服务业，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有人习惯把第三制造业孤立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外，并且按照这种思路去发展第三产业。实际上，第三产业的很多部分都是在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基础上逐步的发展和逐步的分离出来的，所以第三产业不仅仅服务于人，不仅仅服务于社会，而且很重要的就是要服务和支持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大量的创新服务机构和创新中介机构，对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可以说，没有现代服务业就没有现代农业和现代制造业，脱离了现代服务业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是传统的农业和传统的制造业。所以，中国经济的转型一定要依赖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创新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也只有在市场化的创新服务业充分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够真正的实现。 我们这里谈的创新服务业，是指通过市场经济机制为企业创新提供专业服务的产业。它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内容之一。发展创新服务业，很重要的是由政府通过项目手段对经济活动实施大量的微观干预，调整到更为市场化导向宏观管理，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选择和初衷。我们认为，创新服务业的发展，关乎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和中国经济转型的大局，我们呼吁，要把创新服务业放在与高技术产业同等的位置进行战略部署，制定让创新服务业享受与高技术产业相同的优惠政策。 尽管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们信心依旧。这源于我们全国人民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高度认同，同时也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所具有的多方面的优势的认识，这些优势包括对于国情本土市场潜在的需求，以及对中国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是我们国家实现经济转型的国家基础。中国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资源，是经济转型的宝贵的战略资源，可以实现大批量生产和低流通的成本优势。高智力劳动密集的比较优势，已经由“低成本研发”和“低成本复杂制造”形成新的国家竞争优势。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中国家力量建设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技术的组织优势和其技术溢出的能力。传统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链创新方面仍旧存在极大的空间。 对话 问：在从低成本制造到低成本研发，到低成本复杂制造的过程中，我们能离开“低附加值陷阱”吗？走出这个陷阱是中国必须做的吗？还是说我们就是“低附加值陷阱”的状况是可以被容忍的？ 徐冠华：这个问题要从历史来看，（它）体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因为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是缺乏技术的，技术层次很低，所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走这条路。但是应当看到今天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如果我们继续走下去，死路一条。从整体上讲，我特别感觉到现在我们面临的是这种情况，我们的传统产业或其他各方面的产业，实际上已经发展到顶点。中国制造已经占了世界制造业，特别是低端制造业的大部分市场，已经没有太大的空间了。 另外，（由于）我们企业内部的竞争和现在面对的资源环境的压力，面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等方面，实际上我们的利润空间已经被挤压到最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没有作为，那我们就（要）等死了。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走创新之路，除此以外别无选择。不是顺应，而是必须要做。 问：在西方的产业链布局中，比如和美国相比，我们现在逐渐和德国在制造方面慢慢接近，但在布局中，中国始终处于低端的，我们在高的部分还是属于相对低端，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低附加值的陷阱？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步跳到美国和德国那样的先进阶段。 徐冠华：我们有一个跟踪的过程，但为什么现在强调创新？我觉得在有些产业，在有可能的方面，我们要在创新方面有突破。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走在人家的前面。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跟踪，也就是做人家已经做过的工作；从发展阶段来讲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讲，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你永远处在价值链的低端或者跟在人家后面，可能你有所提高，但是你永远不能超过别人，即使是很小的差距，造成价值链上的差距会非常之大。所以我们提出要加强原始性创新，要有新的发明和创造，目的是争取走在人家的前面。经过30年的学习以后，我们在有些领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改革我们创新的体制和机制，包括研究院所、大学，也包括企业。 问：中国在改革创新环境方面存在哪些阻力？ 徐冠华：一些人对自己民族的创造能力缺乏自信，而且不止一个，一次、两次遇到这样的问题。这值得我们深刻的反思。 第二，我觉得政府有一个问题，就是贯穿各个政府部门、从中央到地方，项目操作的方式代替了政策、战略，代替了一切。这里面会出现很多失误，包括在创新上的失误。我相信政府是致力于创新的，但是决策怎么做，需要认真考虑。要改革政府的管理，首先要解决各个片区、各个部门的项目操作的方式，这是创新的一个大的障碍。 第三，对于科学研究的支持，现在我们在探索很多改革，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又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评价和奖励制度的改革极为重要。现在大家都浮躁，浮躁怎么能创新？一篇文章要分成好几篇文章去发表，为了多得一些分数。我们评一个大学的教授，不看你教书教得好不好，而是要看你发表了多少论文，得了多少科技奖励。我们评价一个医生能不能做主任医生，不是看你的医德医术有多好，当然也看，但看得不够。主要是看你的论文得奖，这岂不是笑话！对于研究人员更是如此。这已经不仅仅是科技界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的问题。大知识界是我们社会的理论或风气的带动者，如果知识界都这样追求，中国的创新还有什么前途？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完全是可以解决的。我认为这些问题应当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