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加尔布雷思重提他父亲留下的政府干预观点。他开的处方是:现在就消费,多多消费,消费再多些也不怕
2008 年 9 月 20 日,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请求国会给他一张 7,000 亿美元的空白支票;在那天之前,我们大多数人很可能还以为,自己虽是外行,却对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规律并不外行。这个过程似乎是这样的:买卖双方在市场中讨价还价,为各自争取最大利益。最终达成的交易,不能总是绝对公平、明智,但消费者对此比政府更加心中有数。增长来自储户和企业家所做的贡献,因此,他们的纳税必须控制在低水平上。几乎没人会对上述观点提出异议。自由派只是希望在市场下面安一张更大的社会安全网,保守派则对此不那么重视。
可是,现在一切都失去了控制,什么观点也不再一目了然。消费者和企业了解什么才是对其最有利的吗?那就请看看曾经在圣迭戈和拉斯维加斯拥有房产的人及在花旗集团(Citigroup)和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工作过的工商管理硕士们的下场吧。
眼下,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垂手可得。我们在这儿说的并非经济学专业领域的传统智慧─这种知识不但发展非常缓慢,而且与绝对理性的市场之间的联系也绝没有多数人想象的那样紧密。我们指的是立法者、商人、记者、受过教育的选民在谈论经济问题时使用的那些假设。有些已被丢进垃圾箱的想法又被重新摆上了桌面,去年讨人嫌的家伙如今却好像有先见之明似的。例子之一是《民族》杂志(Nation)兼职经济学家詹姆斯·加尔布雷思(James K. Galbraith),他是自由派、坚定的市场怀疑论者,在凯恩斯主义(再度)热门之前就是铁杆凯恩斯主义者。
“是世事变化把我推到了中心─我本人原地未动。”加尔布雷思在得州大学的办公室一边啜饮咖啡一边说道。他的办公室与“伟大社会”建设规划总设计师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总统的图书馆遥遥相望。当时正值 12 月,加尔布雷思刚从华盛顿返回,他在那里参加了国会民主党议员的一次闭门会议,并且是在会上发言的五名经济学家中的一位。他同约翰·麦凯恩的一位前竞选顾问和克林顿政府的一位经济学家一起,主张实行一项极为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以往的每次经济衰退都是对相对健康的经济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57 岁的加尔布雷思说。“这一次是整个国家的核心融资机制全面崩塌,而你却无法预知这个宏观基础的规模会有多大。现在的任务是,赶在这场未知的海啸向我们袭来之前,拿出一个足够庞大的应对方案。”
那么,你对民主党在 1 月份索要的 8,500 亿美元怎么看呢?对加尔布雷思来说,那只是个良好的开端罢了。
加尔布雷思,加尔布雷思……这名字有点耳熟,即使你远远不到 40 岁,也可能对他有点印象。加尔布雷思的父亲是已故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后者曾经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之一。二战爆发时,他曾在物价管理局(Price Administration)担任高级官员,可以说当时几乎就是他规定了一杯咖啡的价格。他还一度担任过本杂志的编辑,尽管时间不长。据传记作家理查德·帕克(Richard Parker)所述,当时,杂志创始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正在极力宣传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主张政府出面干预以保障充分就业的观点。(卢斯是保守派,却并不死搬教条。)老加尔布雷思在这件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担任过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顾问,还当过驻印度大使。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是位多产的作者。他在 1958 年出版的畅销书《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中创造了“传统智慧”这个词。该书极力主张扩大公共支出,为“好社会”建设规划提供了依据。他 1955 年出版了《1929 年大崩盘》(The Great Crash:1929),成为市场理论的经典,并且强化了一个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资本主义时不时会发发疯。
老加尔布雷思在经济学圈子里的名声则是另一码事: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尽管他在哈佛教过经济学,在美国经济学会当过一年主席。20 世纪伟大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说,与其说加尔布雷思是个经济学家,不如说他是个社会学家。甚至自由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 1994 年也认为他是个“政策经营者”(policy entrepreneur),严格地说不属于经济学界。
赞同他的人认为,在经济学开始“数学转向”之际,加尔布雷思坚持用通俗易懂的英文写作,关注实际掌权者如何背离死板的经济学模式行事。帕克说:“加尔布雷思坚持认为,现代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企业而非市场。”加尔布雷思在书中写道,美国经济一直被工会及通用汽车(GM)、IBM 等大型企业所操控。消费者和他们的需求基本不起作用─技术官僚利用规模和广告制造他们自己的需求,并且选择政府保护他们的市场。在接连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进口日货和 90 年代技术泡沫崩溃的冲击后,企业坚不可摧的说法被批评者轻而易举地抛到一旁。
但是,本文报道的是詹姆斯·加尔布雷思,可为何还要在他父亲身上着墨颇多?首先,因为小加尔布雷思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加尔布雷思主义者。现在,好像正是加尔布雷思主义大行其道的时候。经济学家早晚会建立起一个简洁实用的模型,以解释时下的混乱局面,甚至发现某些原本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干预妙计。而现在,新闻标题都是有关焦头烂额的企业和个人:贷款人和房产抵押经纪人炒作出对楼市的虚假需求,监管当局玩忽职守,以及与《1929 年大崩盘》中描述的情景十分相似的投机泡沫。小加尔布雷思说:“在过去四个月里,《大崩盘》一直在亚马逊网上书店里名列微观经济学和经济理论畅销书榜首。我老爸无论在哪里,都在开怀大笑。”
詹姆斯·加尔布雷思─他的朋友叫他“杰米”─1981 年在耶鲁大学修完经济学博士学位。他说,“我当年开始从事经济学研究时,也许曾觉得爸爸在职业生涯上对我的影响不会太久。”其实,他父亲在 2006 年 97 岁去世时,已经着作等身。“过了一阵,我就习惯了,因为他在我职业生涯中所占的位置要比我最初想象的重要得多,根本……无法……摆脱。”他笑道,最后几个词他说一个抬一下眉毛。
加尔布雷思当年是从政界转而研究经济学的,在读研究生期间,一直是国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1981 年,他曾任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执行主任。当时的经济备受滞胀之苦,所谓广为接受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支出决策来“微调”市场经济的观点─声名狼藉。加尔布雷思在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共和党对手行政主管布鲁斯·巴特莱特(Bruce Bartlett)回忆道,凯恩斯主义者“根本没有如何消除通胀的有效理论”。当时有一种新的保守派正统观点:要么让美联储用紧缩银根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要么政府就别横加干预。
加尔布雷思在 2008 年出版的《食肉国度》(The Predator State)一书中,语气尖刻,直指时局:“这是出于个人意气:保守派联盟贬低我所接受的凯恩斯主义教育,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设置障碍,还剥夺了我和国会山的几名志同道合者获得权力的杠杆支点。”但是在言谈中,他还是承认那几年过得很开心。从父亲那里及他在剑桥大学当马歇尔奖学金访问学者期间,加尔布雷思从一个刚刚过气的凯恩斯主义版本中吸收了另一派理论。这一派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加尔布雷思还认为,充分就业政策不一定导致通胀。因此,他成了供应学派和自由市场货币主义派的旗鼓相当的对手。“他们当年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竭力维护。”加尔布雷思说。“你满可以安排没完没了的系列听证会,进行公开辩论嘛!”
巴特莱特后来成为加尔布雷思的朋友,他回忆起加尔布雷思的辩论技巧:在一次有关失业问题的听证会上,加尔布雷思邀请一群失业者在会上发言。其中一人对国会议员说,自己曾一度想要自杀。加尔布雷思回忆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天都在直播那场听证会。”
加尔布雷思在 1985 年离开华盛顿前往奥斯汀,同夫人和两个孩子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他并没有在得州大学经济系任教,却进入了公共政策学院(学院以约翰逊总统的名字命名)。是他首先承认自己在主流学院派经济学界没有什么地位。他说:“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我这样的人或者研究金融不稳定性的人来说……所有的大门都是关闭的。”与他父亲不同的是,加尔布雷思做了很多数据驱动的实验工作,主要涉及的是经济不平衡现象。他还经常为《民族》和《琼斯母亲》(Mother Jones)等自由派杂志撰写专栏文章。通过这些杂志,他在学术期刊之外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他的著作《食肉国度》也是针对类似的读者群,而且是为重提老加尔布雷思留下的观点有意而为。(他在编后记中提到,在父子俩最后一次谈话中,父亲提出了使他写作此书的想法:“这本书将使你成为你这代经济学家中的领军人物。”)此书于去年夏天及时上市,恰好赶在经济之轮失控之前。加尔布雷思认为,主张“小政府”的保守派实际上从未实行过真正的自由市场和财政紧缩政策。掌权时,他们扩大了财政赤字,却未曾严肃批评过在“新政”和“好社会”时期积累的公共开支。相反,他们利用政府谋取私利。这就巧妙地使反对政府干预的最有力的一个论点─分出胜者和输家会导致腐败和偏心─失去了说服力。你只要表明两党有各自的大政府设想,就可以把这场辩论转向选民会喜欢哪个党的主张。
共和党的主张现在臭名昭著了,于是政府干预论又甚嚣尘上。当然,主张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认为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泰勒·柯文(Tyler Cowen)说:“我认为,政府并不能帮我们摆脱危机。今后三年,绝望和质疑之声必将不绝于耳:我们为何债台高筑?税收如何连年提高?刺激方案真的有效吗?”
总统大选期间,加尔布雷思是奥巴马团队的编外顾问。尽管他的主要职责是用电子邮件发送备忘录,但这已有助于安抚改革派,因为他们担心奥巴马经济班子的其他成员都来自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党内温和派。
眼下正值危机时刻,加尔布雷思的声音远远超出了左翼网民的范围。去年 9 月,他在国会有关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辩论中发挥了小小的作用。在那次救市计划未能通过众议院表决的前夕,加尔布雷思和另一位着名自由派经济学家迪恩·贝克(Dean Baker)及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主席威廉·艾萨克(William Isaac)在国会大厦一间地下室里向 40 多名持怀疑态度的民主党议员发表讲话,逐一指出保尔森计划的缺陷。(这些人当中,只有加尔布雷思建议无论如何也投票支持该计划:“我认为民主党不应对该法案受挫承担责任。”)
加尔布雷思此次国会之行,是应加州众议员亚当·希夫(Adam Schiff)之邀。希夫是一位民主党中立的“蓝狗联盟”成员,主张保守的财政政策,读过加尔布雷思为《华盛顿邮报》撰写的社论,提出一套新的救市方案。希夫说:“我当时担心我们收集到的各派经济学家的观点不够广泛。”他对第一个救市计划投了反对票,据他所说,部分原因是加尔布雷思对这项计划提出了批评。加尔布雷思建议取消对联邦储蓄保险的限制,允许财政部购买银行优先股,这两项提议最终都兑现了。他还呼吁加大力度,对私有房主提供更加直接的救助,并大幅增加联邦开支。
即使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加尔布雷思在彬彬有礼的政治谈话中依然显得态度激进。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在努力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更显得像是个温和派。从克鲁格曼到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都赞成财政刺激方案。但是,加尔布雷思认为,方案必须要有足够大的规模,并且应当以提高社会保险金和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的形式,让民众迅速、直接地受惠于该方案。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这远非一项暂时的经济刺激政策。他认为,这次危机证明,若要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离不开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虽然他承认,他父亲实行的战时全面价格控制在今天是行不通的,但他认为,在设定工资标准(包括规定企业首席执行官薪酬上限)和控制能源、医疗等关键行业的价格方面,政府仍大有可为。
这项议案措辞如此直白,似乎不可能在华盛顿大获青睐。话说回来,最初的银行系统国有化措施是在共和党政府治下实施的。或者看看有关医疗保险的争论吧:自由派提出几乎每一项引起争论的改革议案,都试图以某种方式解决不断攀升的医保成本问题。加尔布雷思最急迫的贡献也许主要是言辞上的:大家又可以谈论“计划”这件事了。
在这个似乎是美国经济史的转折点上,言辞很重要。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学院派经济学家几乎无人赞成裘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和阿特·拉弗(Art Laffer)等人的供应学派理论,但他们通过撰写普及文章和《华尔街日报》社论,让一代人接受了自由经济这个常识。有人可能认为,加尔布雷思听到以上这个比喻会暴跳如雷,但他却没有。他的书架上摆一本由万尼斯基亲笔签名的《世界运行之道》(The Way the World Works);万尼斯基在 2005 年逝世前那几年里,两人成了好朋友。加尔布雷思说:“好笑的是,过了 30 年还能遇到像他们那样的机会。”
除非市场今年会出现奇迹,否则,这个乐子才刚刚开始。
译者:郭心慧
危机发生过程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畅销书《1929 年大崩溃》出版于 1955 年,现在仍是人们读得最多的论述市场大动荡及其后果的着作之一。该书生动地描绘了所谓理性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失去其集体智慧的。这幅图景与我们当前目睹的情形竟然是如此的相似!举例如下:
泡沫膨胀
当年 银行向投机者放贷,因为投资热兴起。加尔布雷思写道:“华尔街汇聚了一条金钱的大河,这一切鼓动美国人纷纷举债买普通股。”
现在 华尔街把有风险的抵押贷款变成了可能是安全的新型证券。这些证券被全世界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和其他投资人一抢而光。
投机文化
当年 “那些在其他场合大谈圣托马斯·阿奎那、普鲁斯特(和)精神分析学的少数精英分子……此时也谈论起联合公司、联合创业人和钢铁了。”
现在 有线电视台播出了房地产投资节目─如 A&E 台的《房市速览》(Flip This House)和 TLC 台的《房市快报》(Flip That House)。《纽约时报》也发行了花哨的房地产杂志《钥匙》(Key)。
以后走向如何?
当年 “有一批未被发现的侵吞款存在于─说得更准确些,是不存在于─美国商界……也许应称其为款子。”
现在 前纳斯达克主席伯纳德·麦道夫被控制造了 500 亿美元的庞氏投资骗局,受骗的有基金会、银行、对冲基金和电影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