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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克”莫里斯·格林伯格使美国国际集团成为一家不可或缺的公司。当董事会迫使他出局时，他发动了挽回声誉的猛烈战斗。但没人能预见这个故事的最后一章会有多么离奇
山很高，麻烦很大 格林伯格和他的狗“雪球”在他的瑞士度假屋附近（摄影：David Yellen）
2008 年的 9 月 11 日，异样的寂静笼罩下曼哈顿，一辆深蓝色的梅塞德斯（Mercedes）豪华轿车停在唐人街外州法院大楼下边。一个身形矫健、头发花白的穿西装男人走下了车。他大步走向后门，神情专注，没有注意到附近一群正在打太极拳的老年华人。
这是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AIG）前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的痛苦时刻。四年前，他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士之一，掌控一家拥有 8,000 亿美元资产的公司。美国总统、外国首脑、情报长官向他征询建议。他的基金会每年向慈善组织发放数亿美元。
如今，他是莫里斯·R·格林伯格─一名被告。
接下来的一天半，在时断时续的和解谈判中，格林伯格有礼貌地回答纽约州检察长的问题，事关造成他离职的一项交易。但他的心思却在别处，而这不仅是因为法院外纪念这个黑色纪念日的尖锐风笛声。还因为 AIG 的股价在剧烈波动。每过几个小时，格林伯格就要中断，听取有关越发严重的危机的最新消息。他焦虑地打电话给公司饱受抨击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威卢姆斯塔德（Robert Willumstad），催促他尽快采取激烈手段挽救这家世界最大的保险公司。“你们这些人还他妈在等什么？”他急地说。
12 日，星期五，在格林伯格作证时，AIG 失去了 30% 的市值。在离开作证间时，他的财富减少了 2.76 亿美元。
一天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格林伯格的律师戴维·博伊斯（David Boies）翻开手机，看到 6 条来自客户的短信。博伊斯提前离会，乘坐格林伯格的私人飞机（他借来度周末）飞回纽约。在飞机上，博伊斯拨通了格林伯格的电话。格林伯格对他说：“要是他们让我 6 个礼拜前筹资就好了。”博伊斯以前从未从他的客户那里听到过这种绝望和失落的语气。
“是的，我知道。汉克。”博伊斯回答。“他们应该听你的。”
之后的一周，AIG 的股票彻底崩盘，格林伯格上了电视，试图挽救公司。在 CNBC 电视台上，他说这家公司是珍宝。他说：“AIG 的存活关乎国家利益。”一天后，美国政府发放高达 850 亿美元的两年期贷款，买下 AIG 80% 的股份。但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让 AIG 得以有序地清盘，公司有可能被分割出售。格林伯格说，公司要是申请破产保护的话，对股东更好。“我觉得现在这样太恶心了。这不是美国人干的。”
莫里斯·格林伯格，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儿子，造就了一家如此庞大和重要的企业，就连美国政府也不愿让它倒闭。AIG 润滑了美国经济的车轮。没有它，南非、堪萨斯州、东欧的农业合作社将会看到他们的小麦基金破产。航运公司的保险就要发生问题。从东京到塔拉哈西的银行将不能借贷和放贷。没有 AIG，在发生地震、洪水、飓风时将无从索赔。
这家公司的设计，意在应对几乎所有动荡。格林伯格的副手甚至拟定了 AIG 在美国发生革命或核灾难时的应对计划。但没人知道，危险早已经存在于公司的金融产品部门。这是一枚炸弹。格林伯格进军与按揭挂钩的货款违约掉期领域，帮助制造了这枚炸弹。（欲对危险衍生产品有更多了解，请参见《55 万亿美元的问题》一文）。同许多在如此繁杂的金融产品上下注的聪明人一样，格林伯格以为他能控制风险。毕竟，风险模式似乎总是表明同一件事：无论发生历史上的哪种违约情况，都不会有太大的危险。数十年的数据不是编的─美国房主付得起他们的按揭贷款。
但终于有一天，他们付不起了。
AIG 的财务灾难在 9 月份重塑华尔街的风暴中占有特殊地位。它是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在让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和美林（Merrill Lynch ）出售之后圈定的下一个目标。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任命了一位新首席执行官，并停止了 AIG 的分红。
根据贷款规定，AIG 必须迅速接收 850 亿美元贷款，必须出售资产，在两年内还清政府贷款。这几乎完全断绝了接受私人股权投资者救援的可能。
尽管饱受打击，格林伯格还是决定在游戏的终局发挥作用。他就不是愿放弃。自从大约四年前在公众面前出丑以来，他就一直在战斗，征招一支律师和公关队伍，花钱让学者恢复他的声誉。朋友们多次请求他跟政府和解。但一种顽固、几乎毁了自己的自豪感又妨碍他这样做。他愿意支付上亿美元了结官司。但他坚称，自己从未在任何时候做过任何错事。他不会同意把为和解而支付的款项称为处罚或罚金。
《财富》杂志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同格林伯格及其顾问交谈，与这位前首席执行官在纽约派克大街、他位于瑞士的度假屋、他的第五大街寓所会面，并阅览了数百页未向公众公开的文件。起初，AIG 的股价是 37 美元，到本刊英文版付梓之时，已跌至 3 美元。在这段时间里，整个金融业被颠覆，而 AIG 也在瞬间声名狼藉。
格林伯格比他的一些敌人坚持得更久。最早起诉他的那位雄心勃勃的检察长（指纽约州总检察长斯皮策─译注）得了一个外号─“第九号客户”（斯皮策因嫖妓丑闻下台，据说他是某卖淫集团的第九号客户─译注），被踢出了公众的视野。AIG 来了两位首席执行官，也都先后走人了。格林伯格还可能部署下一件秘密武器─实际上，是两件。他离开公司后并没有退休─仍然控制两家海外公司。50 多年来，这两家公司对 AIG 业务的运营至关重要。格林伯格宣称，要是 AIG 真的被拆分出售，他将利用这两家公司夺走最有价值的资产。
尽管从未像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或萨姆·沃尔顿（Sam Walton）那样知名，但汉克·格林伯格仍然是过去 25 年来为数不多可称之为传奇人物的首席执行官。他接管了一家财务脆弱、财产险与寿险混乱相杂的保险公司，把它造就成一家市值达 1,900 亿美元的行业巨头，业务遍及 130 个国家。在他任职期间，股东的年收益率达到了惊人的 14%。他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全球主义者，帮助美国公司打开了俄罗斯、印度、中国等地的大门。
他管理这家巨头不是靠亲和力。1980 年的一期《财富》杂志曾将格林伯格选为美国十大最残酷的老板之一。当时，公司的一位高管告诉《财富》杂志：“向汉克汇报的人所承受的压力，可以用超乎想象来形容。”格林伯格回应说：“如果你认为是你有所牺牲，你就找错了公司。”他培养两个儿子做接班人，然后严酷地管制他们，使得两人都离开了公司。AIG 欢迎的是变革，但不是异议。在早期，格林伯格将公司内部对他的创新的抵制称为“小人长戚戚”。
华尔街喜欢他。股东会议就是示爱的节日。有位股东在年度会议上赞不绝口：“我真的觉得，您是这个世界、这个行业里最伟大、最神奇的人物。”格林伯格的回答引起了笑声：“只是你以为我不会同意你的看法吧……”
AIG 源自中国，由史带（Cornelius Vander Starr）创办。据公司传记，此人白手起家，1919 年仅怀揣 330 日元来到上海。英国人已经在中国有几家保险公司，但他们拒绝雇用中国经理，也不向中国顾客提供保险。史带成立了一家财产险公司，接又从事寿险业务，聘请了中国的官宦名流担任董事。1926 年，他在纽约开设了办事处。
史带的公司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建立了密切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Gen. Douglas MacArthur）邀请史带承保美国驻日军队的房产。
格林伯格于 1960 年加入史带的公司。他生于纽约市，但在开出租车的父亲遇车祸身亡后迁居到纽约州北部。母亲阿达（Ada）又嫁给了农民海曼·穆什卡特（Hyman Mushkat）。上学时，生性冷漠的格林伯格总是惹麻烦。他曾把一只臭鼬放入通风管道而被小学勒令休学。1942 年，17 岁的他说服一个女友，帮他假造一份出生证明，以应征入伍。他于 1944 年 6 月 4 日在奥马哈海滩登陆，参加了解放达豪集中营。战后，他成为陆军预备役人员，在纽约大学法律学院获得学位，随后去了朝鲜，在那里，他被授予铜星勋章。
有风险的业务 格林伯格1967年与创始人史带合影格林伯格以副总裁开始了他在史带公司的职业生涯，但公司没有给他组织上的支持，除了一沓纸以外，他一无所有。但他立即有了惊人表现，拯救了公司陷入困境的美国住房部。他是高明的销售员，相信只要是有风险的地方，他就能发现保险业务。他说服一家向学校儿童出售黄色安全帽的日本公司随帽搭售事故险，并以公司的名称作为安全帽的装饰。
他觉得，封闭的市场就是在等人去打开。1964 年，他到莫斯科出差，受到了怀疑。第一天，接他的人指克格勃总部所在地卢比扬卡问他：“你知道那座大楼是什么？”格林伯格摇摇头。
其中一位俄罗斯人坚持说：“他们肯定在你的（中央情报局）训练课里给你看过照片了。”
“哦，那它一定是变样了。”他开玩笑说。他得到了生意。
1968 年，史带去世。格林伯格被任命为总裁。当时，史带保险帝国包括两个部门：C.V. Starr，处理美国公司在国内的保险需求，总部位于特拉华州；Starr International Co.（SICO），只负责承保外国业务，拥有巴拿马的营业执照。
为了合并、精简日益广泛的业务网络，格林伯格发起了一次资本运作，他让 C.V. Starr 和 SICO 置换出部分运营资产，这些资产在 1970 年组成 AIG，两家公司则获得一定数量的 AIG 增发股份作为回报。新公司 AIG 由自 1920 年以来一直在运营的公司构成，形象更健康，并于 1969 年上市。
但旧部门 C.V. Starr 和 SICO 并没有消亡。SICO 在两家公司中营利能力更强，其置换所得的股票后来也成了上市公司 AIG 的股票。SICO 以分红做投资，使股权的价值增加到了 220 亿美元。C.V. Starr 保留了新生的 AIG 不想要的专业保险产品，它也得到了后来成为 AIG 股票的股权，这些股份最终价值 50 亿美元。
对于 AIG 的员工来说， C.V. Starr 和 SICO 是人人皆知的发财机会。这是因为，AIG 的高管将这两个部门的股份作为奖励，发给表现最好的员工。这其中有个大圈套：只有当奖励接受者年满 65 岁或是退休时，才能将这两公司的股权转成 AIG 股票并出售。这保证了一代 AIG 员工的忠诚。道理本身再简单不过了：员工可以离开公司，加盟竞争对手，每年赚取 30 多万美元。如果他不这样做，就是可以在职业生涯末期将股票套现，获得数以百万美元计的收益，只要他不想超越格林伯格。
格林伯格也把 SICO 看作“大难降临时”的公司自留地。1980 年，一些公司高管在写给格林伯格的备忘录中，把 SICO 说成是可能的“逃命车”。这个外国公司可以让 AIG 在“美国出现核爆炸”或“美国人公开发动叛乱”的时候逃过一劫。
换句话说，SICO 是公司最后的救生筏。没人想到的是，上救生筏的那个人竟是格林伯格本人。
汉克·格林伯格陷入狂怒。
2005 年 3 月末，已经登机的格林伯格刚刚取消了去印度的行程，转而命令他的飞行员飞往瑞士。格林伯格想清理一下思绪。也许山间的寒冷空气能让他集中精力。
一切似乎都要变糟。
两周前，时任纽约州总检察长的埃里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指控他为装点公司保险业绩，促成了一连串的欺骗性交易（AIG 后来减去了与这些交易和其他交易有关的盈利，达 39 亿美元），AIG 的董事会强迫他辞去首席执行官一职。
斯皮策先后向 AIG 和格林伯格发去了传票，给他们重重一击，他还要求格林伯格作证。格林伯格的律师直到他阅读过所有相关文件才让他去作证。所以，格林伯格表示，他将不得不引用“第五修正案”（即任何人不得被迫成为于已不利的证人─译注）。但他的拒绝合作违反了公司“员工必须协助政府调查”的政策，董事会称，他必须下台。他钦定的继承人和门生、出生于英国的马丁·沙利文（Martin Sullivan）成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不过，格林伯格仍然担任董事长，只是被架空了。他跟董事会的关系恶化了。斯皮策的调查只是格林伯格与政府的一连串纷争中最新的一次，董事会感到担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司法部到处抨击公司帮助两家客户公司做账。格林伯格一直拒绝合作，直到 AIG 面临指控的威胁才转变态度。而此时，斯皮策又来开战了。
在瑞士有三间卧室的简朴寓所里，格林伯格难以遏制对董事们的怒火。多年来，他帮助他们，支持他们参选非营利组织里的职务，给他们的慈善组织寄去数亿美元，在公司创始人位于纽约州布鲁斯特的庄园里款待他们。格林伯格不会想到离开，公司就是他的化身。但如果他恋栈不去，会不会有人逼他呢？
他和妻子科琳娜（Corinne）沿松林深处白雪覆盖的小道上散步，靴子踩在雪中，发出“吱吱”的声响，他们的马耳他犬“雪球”在他们身边小跑。格林伯格最终理清了思绪。
回到寓所，他打电话给博伊斯：“我想让你起草我的辞职书。”
不过，他当然没有淡出。他还是 SICO 的董事长。两天后，他开始反击。他清除了 SICO 董事会中所有忠于 AIG 的董事。他让 SICO 不再参与 AIG 的延迟奖励计划，并宣布 SICO 的资金将用于咨助一个新的全球性慈善组织。格林伯格的公司和 AIG 互相起诉，双方就像交上了火：格林伯格要求 AIG 归还其艺术品；AIG 声称格林伯格拥有数以百万计的 SICO 股份，要求格林伯格和他的盟友把股份还回来。这是一场战争。
在战争的第一年，格林伯格将指挥中心设在博伊斯－席勒和弗勒克斯纳律师事务所（Boies Schiller & Flexner）位于列克星顿大街的旧大楼 18 层的一间会议室里。这里有一排电话，几乎 24 小时都有人负责接听四处漫游的格林伯格在不同时区打来的电话。科琳娜·格林伯格执行严格的饮食规定。没有垃圾食品─这个作战室吃的是龙虾沙拉。
格林伯格的律师团队由当今最着名的出庭律师博伊斯领导。他每年都要在纽约州阿蒙克市的家中为手下的律师举办一次掷骰子比赛，用这种游戏来考察他的年青律师如何处理压力。在博伊斯看来，掷骰子这项数学游戏很像保险，也很像诉讼：都是关于管理风险的。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博伊斯和格林伯格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律师成了格林伯格最亲密的顾问。博伊斯说，2008 年，他把 60% 至 70% 的时间花在格林伯格的法律事务上。格林伯格和他的律师在法律事务方面的费用大约为 2.3 亿美元。
格林伯格用过的公关公司非常多，一家全球媒体公司的高级合伙人甚至把这个差事比作电影《摇滚万万岁》（This Is Spinal Tap）里接连神秘死去的鼓手。格林伯格眼下已经在与第八家公关公司合作了。一位被解聘的顾问说：“这令人难过。他要这些人满足他复仇的愿望。他要挽回名誉。”
2006 年 4 月，来自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一家鲜为人知的媒体和研究公司 eSapience 的执行董事凯伦·韦伯斯特（Karen Webster）加入了格林伯格的团队。她提出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名誉恢复运动。格林伯格的人对此很有兴趣。他们很迷茫，因为他们甚至无力让商业记者去想一想格林伯格清白的可能性。
韦伯斯特没有直接找媒体诉说格林伯格的冤情，而是提出了一个更细致的计划。计划对准了“有影响的人物”─知识分子中的公共人物、政策制定者和能影响到辩论的顾问。一份商业计划书中列出了目的─“改变公众有关莫里斯·格林伯格的谈论”，方法是突出他的成绩，把他定位成“很容易在公共事务方面发表可靠见解的人，陷入到了一些与其官司毫不相干的小事情里”。
格林伯格和他的律师同意为此项计划支付 10 万美元。
eSapience 团队成员包括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学院（Sloan School）院长的理查德·施马伦斯（Richard Schmalensee）和韦斯特的丈夫、法学教授戴维·伊文斯（David Evans）。 计划书中称，这些学者是公众和同行高度赞赏的独立思想者。还说，“因为他们不是‘受雇的枪手’，他们有影响，说话有人听。”
但这些不是“受雇的枪手”的学者还是要收费的。他们向格林伯格的团队收取每小时 400~1,000 美元的服务费用。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些人的做法。格林伯格的主要媒体策略师霍华德·欧平斯基（Howard Opinsky）就“非常起劲地”反对 eSapience 的计划。“我觉得不合适，”他说。“根据我的所见所闻，他们是在付钱给一帮人撰写正面材料。这不道德。”
eSapience 小组凭空创造了两个听起来有学术味道的智囊机构：巴蓬研究所（Barbon Institute），以 17 世纪火险创始人尼古拉斯·巴蓬（Nicolas Barbon）命名；eSapience 法律和商业中心（eSapience Center for Law and Business）。他们在纽约圣瑞吉斯酒店（St. Regis Hotel）组织了一场大型会议，格林伯格在会上讲述了政府与保险公司合作应对恐怖袭击的必要。
当 eSapience 的账单─每月将近 50 万美元─寄到时，格林伯格大为光火，并停止付费。eSapience 随后起诉，让所有人难堪的是，这起官司成了《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的报道题目。
格林伯格派出了他最厉害的出庭律师─博伊斯－席勒和弗勒克斯纳律师事务所的小尼古拉斯·格拉万特（Nicolas Gravante Jr.）到波士顿摆平此事。格拉万特在 eSapience 律师办公室里与他们会面，警告说：他将到波士顿联邦检察长的办公室去，告他们收费欺诈。格拉万特带远低于格林伯格底价的和解金额协议回到纽约。“他们差点湿了裤子。”他后来对格林伯格团队的一位成员说。
汉克·格林伯格一脸烦恼。这时 2008 年 3 月一个星期一的下午。他正在派克大街办公室里开一次投资会议，C.V. Starr 的首席财务官霍华德·史密斯（Howard Smith）突然闯进了房间。史密斯因被指在会计丑闻中扮了一个角色（他否认所有指控）而被赶出了 AIG。他把一张纸甩在老板面前。格林伯格正坐在朝门的桌子旁，他迅速看了看那张纸，这是从彭博（Bloomberg）终端机打印下来的材料：纽约州斯皮策身陷嫖妓事件。
格林伯格又看了一眼。“你他妈给我滚出去！”他说。“我在工作。”
“听好了，再过 20 分钟就会有新闻发布会。”史密斯坚持说。
格林伯格和他的助手们聚焦在一间会议室里，盯一台平板电视，看到斯皮策和他的妻子走向麦克风。“我没能遵守我的行为准则。”这位州长说。
很快，格林伯格就不断响起朋友的庆贺电话。最早的电话之一是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共同创始人、斯皮策的批评者肯·兰戈（Ken Langone）打来的。“真棒！”兰戈喊了起来。
当天下午，科琳娜·格林伯格回到在第五大街的寓所，看见楼里的雇员在大厅里跳舞。其中一个喊到：“格林伯格夫人，小镇上闹大事啦！”
那天晚上，格林伯格打开了一瓶红酒庆贺这则消息，并思考它的重要性。格林伯格想把心满意足的感觉与直面的糟糕现实分清。这则消息对他有什么意义？他认定意义不大。斯皮策早已出局，因为他在 2007 年当上了州长。无论怎样，政府调查都在以不可逆转的势头向前推进。
此时，格林伯格的阵营已在应对来自哈特福德联邦法院的消息了。那里的 5 名被告正因一起复杂的证券诈骗案受审。这些被告是前通用再保险公司（Gen Re）和 AIG 的高管。他们炮制了一分虚假的再保险交易，以掩盖 AIG 赔偿储备金缩水的问题。此问题也是斯皮策调查 AIG 时的核心内容。格林伯格不是这起犯罪案件的被告，也不是证人。但他在诉讼过程中牵涉很深。检察官形容词他时用的词汇是：未被告发的同谋。
原告证人告诉陪审团，欺诈交易始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格林伯格给通用再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案件被告之一朗·弗格森（Ron Ferguson）的电话。证人对陪审团说，格林伯格通过电话向弗格森建议假造一份再保险协议来解决赔偿储备金缩水的问题。陪审团听到证人描述计划梗概如下：通用再保险公司以 5 亿美元的优惠价从 AIG 那里公开购买价格 6 亿美元的再保险品种，制造出 1 亿美元的风险敞口。AIG 由此增加 5 亿美元的储备金。再保险公司假装请求做这笔交易，付给 AIG 1,000 万美元费用。但是，在一项附加的秘密君子协定中，AIG 同意归还这笔费用，并付给再保险公司 500 万美元，以促成交易。一个原告证人作证说，格林伯格批准了这笔 500 万美元的款项，并在电话中要求弗格森几乎每天向他汇报交易的最新进展。
在检察官出示的大量证据中，包括了通用再保险公司官员之间的电话录音。在一次电话交谈中，通用再保险公司前首席律师说，AIG 守法的方式一直就是“支付超速罚单”。
有一位通用再保险主管在另一次电话里问：“他们做过多少这种事？我是说，这里面有多少造假？他们为了让数据好看，简直不择手段。”
辩护律师辩称，这些交易虽然有点出格，但仍然合法。原告也不认为他们在犯罪。在交叉讯问中，他们让一个原告证人放弃了有关格林伯格在与弗格森最初的电话交谈中请求做一笔无风险交易的声明。斯皮策在当初纽约州案件中提出指控时，曾做过这个声明。辩护律师嘲笑原告的理论依据，称格林伯格不会因为赔偿储备金稍有下降就准备犯证券欺诈罪。
陪审团一致判定，对被告的所有指控成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套在格林伯格身上绳索似乎更紧了。检察官不点名地表示，他们想“向上摸”。5 月份，联邦法官声明说，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一阴谋是格林伯格发起的。就在同一个星期，格林伯格收到了更多坏消息，证券交易委员会因为他在通用再保险的事件扮演的角色以及其他被提出的会计罪行，以民事诈骗向他提出指控。
旧公司日益恶化的财务状况让格林伯格越来越紧张。也是在 5 月份，AIG 报告说，第一季度净亏 78 亿美元，并称需要筹集 125 亿美元资金。股价下跌了 9%。
问题在不断恶化。五个月前，公司披露说，其高级违约掉期组合下跌了 11.5 亿美元。2 月，它又将估计提高到 60 亿美元，并称审计人员发现内部控制存在重大不足之处。两周后，AIG 宣布净亏 110 亿，不过，它向投资者保证，公司的资金面依然牢固。
5 月份的披露发生在年度会议前几天。格林伯格给董事会去信，敦促董事会推迟会议，给股东了解这些情况的时间。他写道：“公司已陷入危机。”
其他大股东很快加入了行动。到 5 月底，首席执行官沙利文开始为保住职位而战了。
麻烦的根源在于 AIG 在1998 至 2005 年间所签署的作为补救用途的一系列类似保险的协议。其中将近一半的协议是在格林伯格任职期间发起的。情况如下：
自 1998 年开始，华尔街主要按揭债券承销商─美林、瑞银集团（UBS）、花旗（Citigroup）等─找到 AIG，为一种当时还很奇怪、名为债务抵押债券（CDO）的证券投保。AIG 不必拥有这种非流动性的票据，令公司高管喜欢有加。如果 CDO 的信用评级恶化，持有者可以让 AIG 支付他们的 CDO 的面值，而不管它们在市场上的价值是多少。这里面当然有风险，但当时似乎遥不可及。
在格林伯格的监管下，AIG 为大约 200 项 CDO 协议开出了信贷违约掉期（CDS），平均每份协议收取 75 万美元费用，只有少量 CDS 担保的是次级按揭。格林伯格离开公司后，沙利文加快利用这些衍生产品。从 2005 年格林伯格离职到当年年底，AIG 又承保 200 份左右的 CDO 交易，大多数是次级债。据 AIG 高管和华尔街经纪行透露，总共承保了大约 420 份协议，所得在 3.15 亿美元到 4 亿美元之间。那年夏天，风险经理开始紧张起来，决定停止 CDS 业务，并停止发放所有次级按揭。
但到了这个时候，AIG 已经使它原来干净的资产负债表上出现了使流动性日益恶化的 CDO 的 630 亿美元担保。沙利文出身经纪业务，不熟悉复杂的金融工具。他上任之时，公司正处于在遭受政府围攻的混乱时期。但他也有失当之举。在公司正要筹集资金之时，他却提高了分红。就连他的支持者也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董事会在 6 月份赶走了沙利文，以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威卢姆斯塔德为首席执行官。威卢姆斯塔德曾任花旗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他说，董事会必须尽快联系公司最大的股东格林伯格。当时有人看被格林伯格视为叛徒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译注）说：“迪克，你想不想打这个电话？”霍尔布鲁克苦笑。威卢姆斯塔德在那天晚上给格林伯格打了电话。
接下来的几个月，格林伯格与公司处于一种有礼貌但又窘迫的休战状态。威卢姆斯塔德在格林伯格的寓所大楼里的私人餐厅与他数次会面。两人都表示，渴望解决诉讼，格林伯格还说，他想帮助公司解决难题，但前提是将官司了结。
有好几次，格林伯格似乎即将与纽约州新检察官安德鲁·夸莫（Andrew Cuomo）和解。斯皮策的其他案子都已经了结，包括前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理查德·格拉索（Richard Grasso）的滥支薪酬案。格林伯格的律师坚持说，只要格林伯格先从 AIG 那里得到他声称的可以证明其无辜的文件，就肯定出庭作证。在与 AIG 争执半多年后，他最终得到了那些文件，并准备作证。他以博伊斯和格拉万特为首的民事律师催促他这样做，但他的刑事律师罗伯特·莫尔维约（Robert Morvillo）坚决反对，因为宣誓作证将使格林伯格面临刑事诉讼。
随作证摊牌日的临近，双方看来接近和解。格林伯格说和解很重要，因为这样他可以帮助公司走出危机。他准备付给纽约州 1 亿美元，补贴穷人家庭的取暖费用。但格林伯格不愿意和解内容里含有将这笔钱说成是处罚或罚金的文字。他甚至不同意采用寻常的官样文章，比如被告“既未承认也未否认不当行为”。对格林伯格来说，“不否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承认了。
八月瑞士的一个清凉下午，科琳娜在哭泣。
“三年半啊。”格林伯格太太叹道。“我们的余生就这样了。被打得永远抬不起头了。”
格林伯格太太和她丈夫要在阿尔卑斯山豪华度假酒店的阳台上吃午餐。通常，这是他们的度假方式。夫妇旅行时带三个装满法律文件的公文包，还有一位管家、两位律师和一位公关人员。
“没人在乎公正。”格林伯格太太继续说。
“慢点说。”格林伯格温柔地说。
“可你没做任何错事！”
“我们的生活很美好，亲爱的。”他提醒她。
在瑞士，《财富》杂志很少见到传说中那个威严的格林伯格。他给自己的车打气。在科琳娜打断他说话和评点他的停车技术时，他假装恼火，但实际上非常享受。他们的狗“雪球”多次跟他们一起环游世界，甚至被放进包里，盖上一块桌布，偷偷地带进重大的国宴上。
格林伯格定期获取有关 AIG 股价的最新信息，接听来自纽约的顾问的电话。这一周，股价第一次跌破 20 美元。格林伯格说，就是在最狂野的梦里，他也未曾想到股价会跌这么低。
他在考虑他的遗留。在一次晚餐上，他告诉《财富》杂志记者一件发生在 6 月份的事。AIG 打算在内部杂志《接触》（Contact）上面发表一则讣告，讣主是一位长期在东京办公室任职的秘书。草稿中提到，她是唯一在公司创始人史带和格林伯格下服务过的秘书。但在发表的文章中，格林伯格的名字被去掉了。格林伯格认为是故意删除，AIG 官员坚称无辜。“他们把名字删掉了。他们把我给清除了。”格林伯格说。他紧绷下巴，清楚地发出每个音节，眼中闪过锐利的光芒。“他们想篡改历史，这种手段真低级。”
格林伯格返回纽约时，AIG 正处于加速崩盘的状态。到了 9 月 15 日即星期一早上，形势十分可怕。整个周末，美联储官员都在跟 AIG 的律师一起忙碌。美联储要求 J.P. 摩根的证券部和高盛组建一个财团，为 AIG 安排融资工具。但 AIG 的需求太大。周二上午 11 点半，威卢姆斯塔德给纽约美联储主席蒂姆·盖思纳尔（Tim Geithner）打电话，称他的公司的现金已经告罄。除非政府赶快采取行动，否则 AIG 将破产。后来，盖思纳尔叫威卢姆斯塔德坚持住，美联储正在制定一项需由州长委员会批准的计划。下午 4 点，满屋的 AIG 高管和律师读到了美联储的条款清单。
为独立董事服务的外部律师理查德·比蒂（Richard Beattie）在翻阅这些纸张后，转向威卢姆斯塔德：“好了，你终于得到了为联邦政府工作的机会。”
“什么意思？”威卢姆斯塔德问。
“他们现在拥有你了。”比蒂回答。
几分钟后，财政部长保尔森给威卢姆斯塔德打电话。保尔森对首席执行官说他必须下台。威卢姆斯塔德看比蒂说：“你错了。我不会为政府工作。”
当晚，格林伯格在家中读到了一份 AIG 监管文件，得知了政府贷款的消息。文件称，贷款在取得股东批准后即生效。曾经做过交易的格林伯格开始思考对策：或许他可以利用与主权财富基金的长期关系，搞一次股票增发，出售多达 200 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没有机会了。在下一个周末，在 NBC 的“媒体见面会”（Meet the Press）节目上，保尔森表达了他的意图：AIG 将清盘。
在贷款协议的最终条款公布后，格林伯格不得不承认 AIG 很快就不存在了。协议条款实际上给了 AIG 巨大的诱惑去接收全部或大部分 850 亿美元贷款，这一金额无法通过私人筹集。这意味公司将被拆分给全球买家。
格林伯格可能发挥作用。他的“救生车”─C.V. Starr 和 SICO─因 AIG 股票崩盘而受到重创，但因销售了 AIG 股票，它们仍保有超过 40 亿美元的资金。而且，格林伯格在海外仍受高度尊敬，有能力吸引资金雄厚的投资者。
C.V. Starr 已经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刊出了整页广告，以吸引曾使 AIG 发财的高利润专业保险业务。AIG 官员说，如果谁能提出有吸引力的报价，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卖给他。但格林伯格身上的法律疑云未散，纽约州监管者是否允许他经营美国保险公司，尚不能确定。
格林伯格官司的前途尚在未定之天。截止发稿时，纽约州总检察长的律师计划让他第三次出庭作证。目前，他们还没有就通用再保险公司一案讯问他。美国证交会还未就他的问题采取行动，但民事指控可能很快就开始。我们可以认为，AIG 倒闭和格林伯格过去几周频频现身，使他成了检察官和证券监管者的重大目标。虽然这一过程不应有政治因素，但它通常有。在公司倒闭后，政府经常要找倒台者的茬儿。可是，要格林伯格对衍生品的毁灭负法律责任，也未免太过了。许多交易以及公司的披露问题都发生在他离职以后。相比最近的灾难，当前政府调查的核心问题─会计操纵─似乎有点苍白和陈旧了。
政府宣布介入后，《财富》对格林伯格做了一次采访，他看上去比一个月前在瑞士的时候老了许多，而且精神疲惫。他不再是 10 亿美元级的富翁了。目前，他与科琳娜持有 1.13 亿美元的股票。他坚持认为对当前危机没有责任，坚信如果由他来掌舵，公司将强大依旧。他说，他会很早退出 CDO 业务，也绝不会做这么多交易。
要等到很多事情尘埃落定，才能公平地评断格林伯格─还有其他人─对当前金融危机所起到的作用。格林伯格对本公司的倒闭肯定负有一定责任，目前还在面临政府和个人诉讼。他对自己责任的看法完全没有变化。他说，他犯下的最大错误是选了一帮懦弱的董事和继任者。“生活中最大的失望在人。他们因循做事，不止是让你失望─这还是性格和勇气的问题。”吃他最喜欢的一道菜─杏仁烤鳕鱼，格林伯格说：“我的生活非常美好。我为国家服过役，养活了一个好家庭。我有幸见到了史带先生。”
但过去几年，日子过得艰难。他说：“更让人痛苦的是：一群人共事了 40 年，建造了这家企业。我们就像一帮兄弟。可再过三年半你看看，公司破产了。你看，这么短的时期它发生了什么？就是在最狂野的睡梦里，我也未没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 AIG 身上。”
“所以，这痛苦吗？”格林伯格问道。他的蓝色眼睛明亮而湿润。“是的，相当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