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如同 1900 年标志著 “公司美国 ”（Corporate America）的到来一样，一个“公司中国” 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过去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辉煌的十年。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发生了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与日俱增。在一系列重要领域中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渐趋萎缩，富有活力的新型市场体制逐步确立。工业化、城市化、民营化和全球化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成长。在此期间，中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从 1996 年的 67,884 亿元上升到 193,600 亿元，增加了近二倍；国际贸易总额由 1996 年的 24,134 亿元上升到 161,460 亿元，增加了近六倍。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和全球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经初步奠定。
中国宏观大格局的 10 年巨变，也彻底刷新了中国经济的微观地貌。10 年前，中国经济的主角还是成千上万尚未改制、臃肿昏睡而低效率的传统国企，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在计划经济的边缘角壤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但尚未形成大气候。当时，国企的经营不善和累积亏损严重，大大削弱了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的微观基础。朱 基总理在 1998 年春上任时，就把“国企扭亏转盈”作为新一届政府的一项首要战略任务。10 年后的今天，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名义 GDP 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相比，国企在中国经济中仍然继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大部分都已在不同程度上经过了某种形式的改制重组以及部分民营化，中央大型国企的管理架构有所改善，地方国企的市场化与商业化程度更是大幅提高。中国企业的整体盈利水平显著提高。
在“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的基本改革思想指引下，中国私营经济的政治与法律地位有了显著改善。许多歧视性的政策法规被废除或修改，为私人企业的创业和成长塑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 这期间，私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山东半岛，私人经济发展尤其迅猛，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型引擎。这 10 年间，为了满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条件并在 2001 底正式入世后履行入世协议中的承诺，中国显著降低了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堡垒，更进一步开放了市场，改善了外商投资的环境，大大刺激了全球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的热情。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量持续增加，外商投资企业也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到 2006 年底，改制重组后的国企、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中已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这 10 年中，中国从一个由政府官僚计划和行政意志主导的经济体，转轨成为一个由企业渐唱主角的新生市场化经济体，由一个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政治社会演变成了一个或许“过分”强调利润和消费的新型商业化社会。这种巨变，尽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令人忧虑的负面后果，如收入不平等、贪污腐败和环境污染等，但 10 年巨变的基本主流是非常积极、非常有益的，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微观经济基础。如同 1900 年标志著“公司美国”（Corporate America，指美国现代经济体系中崛起的、在国家经济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大型企业群体──译注）的到来一样，一个“公司中国”（Corporate China）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如果说“公司中国”在 10 年前恐怕还只是一个空洞、没有意义的名词，那么在今天，它是对中国经济的一个非常恰当的描绘。公司中国不是从天而降，而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产物，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写照。
公司中国的原动力，来自中国政府的国有产业战略重组和民营化，而资本市场则是它的天然催化剂。经过几载重组，中国电信（香港）──今中国移动通信公司──在香港联交所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于 1997 年 10 月同时挂牌上市，标志著中国第一家能与国际同类公司相比的大型现代公司的诞生。足可令中国人自豪的是，中国移动经过短短十年的飞速发展，如今已取代“沃达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公司。中移动以其行业领导地位、经营规模、盈利成长记录、市值与流动性等，成了“公司中国”时代的标志。除了中移动以外，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由传统国企蜕变而来的行业龙头，其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已经与现代企业逐步接轨，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神华煤炭、中国人寿、交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华能国际、上海宝钢，等等。 其中，中国石油是亚洲市值最大的公司，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皆已跻身世界 15 家市值最大的银行之列。
与此同时，中国私营企业在这 10 年间蓬勃发展，在互联网和 IT 通讯行业尤其引人注目，崛起了新浪、搜狐、网易、阿里巴巴、腾讯、盛大、分众传媒、联想电脑、中兴通讯、华为等。在制造业，远大空调、海尔、三一重工、魏桥纺织、波思登等，其质量和品牌已经在各自领域初步建立了一定的市场领导地位。
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公司中国”是否有能力与“公司美国”在本土市场和国际市场上成功角逐？显然，“公司美国”拥有众多的世界级跨国企业，已经在许多产业（如半导体、电脑软件、医药、飞机、航天、传媒、金融等）领域称雄全球。但是，“公司中国”虽还稚嫩，也有许多后发优势。其中，低成本制造是被广为提及的重要竞争优势。
事实上，母国优势可以说是“公司中国”的最主要优势。作为全球成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为本国企业提供了飞速扩大的辽阔国内市场和无与伦比的发展机会。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每一个经历了工业化的国家都曾孕育出一些优秀企业，在各自行业“各领风骚数十年”，甚至长达“数百年”。但中国目前正发生的工业化，按规模、广度和速度而言，并无历史先例，只有美国较为近似。在未来 50 年乃至 100 年间，中国公司将完全可以在《财富》全球 500 强中独占半壁江山， 俨如今天的美国。
但是，正处于少年期的“公司中国”也有许多先天不足。对于改制重组上市的国企，最令投资者关注的是公司治理问题。还有国有控股股东如何切实保障外部少数股东的利益，政府部门任命的管理层如何能胜任专业化管理重责、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等等。公司治理问题，当然在“公司美国”也存在，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尚未健全、企业运作尚不够透明的转轨经济体中，公司治理的矛盾尤显突出。中国的私人企业大多仍然处于家族式经营阶段，在专业化管理、透明度和保障小股东利益方面与现代公司的最佳标准仍相去甚远。所以，改善公司治理，是“公司中国”面临的尖锐挑战。
其次，“公司中国”基本上分布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或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还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中国作为堂堂“世界工厂”，能在国际市场上真正有一席之地的品牌寥若晨星。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知识产权 （IP）。IP 拥有量太少，是未来制约“公司中国”竞争力的一个致命弱点。
最后，尽管“公司中国”有著源源不断的廉价蓝领劳动力的供应，可以在未来较长时期继续维持低成本优势，却非常缺少一流的人才，尤其是管理人才和国际型的人才。相比之下，“公司美国”因其激励机制、自由竞争和高流动性，为具有聪明才智、雄心勃勃的人士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和成就事业的良好机会，所以汇聚了美国社会的精英，包括工程技术、法律、金融、行政和战略管理方面的专才。 因此，“公司美国”不但集中了世界上许多最有创意的尖端人才，而且还不断为政府、公共部门、非盈利组织输送高级领导人才。且不提“公司美国”，就是与韩国公司和印度企业相比，中国从整体而言，国际一流的高管人才仍可谓奇缺。
如果说，过去 10 年里经过艰难的结构改革，在传统计划经济的废墟上催生了“公司中国”的绿苗，那么在下一个 10 年，通过外部环境即国家在市场经济制度方面的不断改进、完善，以及企业内部的进一步重组、改革，“公司中国”将会茁壮成长，变得越来越有效率、越来越有竞争力，能持续地为股东创造最大的价值和回报，并在研发、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领域迅速缩小与“公司美国”的差距。“公司中国”的兴起，标志著现代化中国的来临，将是全球经济中最激动人心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