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该指望监管部门去追捕超级金融变态狂——不是这么回事儿
没错,确实也有生活模仿艺术的情况。这方面的例子就是伯尼·麦道夫(Bernie Madoff)丑闻。此案中,这位声名狼藉的投资人与泽罗·莫斯特尔(Zero Mostel)在我最喜欢的影片之一《发财妙计》(The Producers)中饰演的那位可恶的戏剧制作人竟然如此地相似。
现实生活中的麦道夫与莫斯特尔扮演的马克斯·比亚利斯托克(Max Bialystock)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呢?他俩用同样的伎俩编造了一场金融大骗局。这些伎俩是:要偷就偷大的;要做假账,就自己编造,别窜改真实数字;最后一点,要想骗人上钩,先把足够多的潜在投资人拒之门外,让被你骗了钱的人感到受宠若惊,不再对你的底细做起码的调查。
不,我不是在对麦道夫的行径轻描淡写:他的所作所为毁了那些带着发财心情上床、醒来却一贫如洗的人的生活,也毁了那些有名望的慈善组织。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我们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看到同样的骗子,如麦道夫、拜欧对冲基金(Bayou)及其他名声较小的卑鄙小人。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掌握有关麦道夫的内部消息,那它怎么会对达拉斯小牛队老板马克·库班(Mark Cuban)的小额内部交易大加谴责,却看不到麦道夫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的基金会那 里掠走数十亿美元的恶行?
本人无意就证交会的调查本身进行预判,但我敢说其结果是:情况一向如此,而且很可能永远如此。证交会官员若是能得到更多的预算并且受到尊重,而不是被人(我敢说其中也包括麦道夫的部分受害者)斥责为自由市场绊脚石的话,情况也许会改观。即便如此,也别指望今后就不再有骗子了。
我这样说并非玩世不恭,而是因为我知道监管当局通常是如何运转的。我对它已观察多年,涉及的领域从百货公司直至石油钻探合作项目。你如果稍稍过线几英寸,便有可能被逮住,因为监管方就是干这个的。可是,你如果过线太远,跑到另一个场地上去打球,结果又将如何?你如果是个地道的金融变态狂,便能逃脱惩罚,而且好运常在。
以埃利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查处的共同基金“市场时机选择”丑闻为例,当时他还是受人尊敬的纽约州总检察长,而非该州名誉扫地的“情爱州长”。诸位可能记得,许多外国股票共同基金——它们同所有的共同基金一样受到证交会的严厉监管——当年允许对冲基金进行快速交易,把利润分流到对冲基金那,以欺诈它们的长期投资人。(这种做法其实应该称作“揩油”,但那是另一码事。)
斯皮策的手下从一个线人那得到了这个骗局的情报——结果却发现早就有了大量的迹象。比如,对冲基金曾向客户透露它们的“择机”活动。证交会在其常规审计过程中没有发现这一点的原因是,它根本没有想到要这样做。谁会想到这些共同基金会愚蠢到为了对冲基金抛出的小恩小惠而去拿自己最值钱的资产——声誉——冒风险的地步?
谁也没有想起我们这位老朋友马克斯·比亚利斯托克,因为他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场骗局——把一部拙劣、乏味的轻歌剧《希特勒的春天》(Springtime for Hitler)以 25,000% 的溢价卖给了投资人。该剧原本就设计好要以失败告终,这样他便能把这笔钱收入囊中,没料到演出却大获成功。比亚利斯托克和麦道夫一样,都没有足够的钱来付给要求兑现的投资人。这两个骗子也都不是谁的钱都收,因此建立了独此一家的假象。“如果大家都恪尽职守,这一套就行不通了。”吉姆·明茨(Jim Mintz)说。明茨创办的明茨集团就是专门从事背景调查的。
有人大力敦促证交会监管对冲基金。这是个好主意。但是,信我的没错。假如有家大型基金正在搞一场大骗局,证交会没有外部情报是发现不了的。也许光凭一条情报还不行。这就是麦道夫得逞的原因,是他们在现实世界得逞的原因,也是他们很可能今后总能得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