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这是近代军事家蔡锷于 1911 年编的《曾胡治兵语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1 月出版）中对“将材”的按语。《曾胡治兵语录》是一部语录体兵书，全书分将材、用人、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治心等篇，系统地反映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蔡锷有带兵将将的实际经验，他体会孙子为将“五德”的要求“取义至精，责望至严”，是精辟至当之论。
孙子很重视和强调将的地位和作用，把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事”之一，把“将孰有能”列入“七计”之中。孙子对专职的将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料敌制胜”、“通于九变”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严明，“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文”，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
好的军队是由名将带出来的，但究竟何谓名将？所谓名将，有没有一种公认或者客观的标准？历史上的军事家都把性格作为名将的基本要素，而谈到性格，又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素质。我们可以将此统称为“将道”（generalship）。古今中外讨论将道的著作中，曾有各种不同的分类，纽先钟先生在《战略家》（台北：麦田出版社，2000 年出版）一书中，把孙子和克劳塞维茨的观念合为一体，给予“将道”一种现代化的解释。
纽先生参照克劳塞维茨的思想，把孙子的“五德”重新排列为：勇、智、信、仁、严。克氏把勇气放在智慧之前，这是值得一说的。克氏认为，勇气可分为两大类：肉体勇气，简言之，就是不怕死；精神勇气，是一种较高级的勇气，实则为一种担当。分别言之，精神勇气似乎又可分为四种：自信的勇气，即将军对自己的意见、计划、判断都必须有充分的信心，不受外来的无理干扰；冒险的勇气，战争毕竟还是一种赌博，危险与机会不可分割，为将者必须敢于投机，敢于冒险；决断的勇气，即将军必须有当机立断的勇气，不可以犹豫不决；坚持的勇气，一场会战要打很多天，一次战役要打几个月，一场战争要打好几年，如果缺乏苦撑到底的勇气，根本不能成为名将。
我认为，克劳塞维茨把勇气作为为将者应具备的首要因素，有一个重大原因：将军毕竟是一种“行动的人”，他必须采取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将军与战略家的区别何在？纽先钟对战略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战略是一种思想，一种行动，一种计划。专以思想为务者，可称之为战略思想家，专以行动为务者，则可称之为“将”。从行动的观点来看，战略亦即“将道”。能把思想化为行动，战略始不至于沦为空谈。联想集团 CEO 杨元庆说：“对于企业来讲，制定正确的战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战略的执行。能否将既定战略执行到位，是企业成败的关键。”
思想与行动之间也要有一座桥梁，否则就会彼此隔绝，无法形成战略的整体。此一桥梁即为计划。有计划，思想始能有体系，始能逐步付之行动。计划乃行动之基础，行动必须接受计划的指导。在古代战争比较简单的时候，拟定计划的人往往就是指挥作战的人。换言之，计划和行动均是为将的任务。时至近代，军队内出现专业分工，计划的作出与执行，开始分别由不同的人来负责。执行者为指挥官，计划者为幕僚。19 世纪，欧洲各国普遍设立参谋本部，其专业就是制定战略计划，这也是战争环境变得日益复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五德”中的其他三个因素─信、仁、严，都与战争的复杂化和组织化相关。看中国古代的小说，两军对阵，常常是双方主将让对手放马过来，枪刀锤戟大战一通，一方主将败走，另一方就掩杀过去，胜负立判。实际的战争远不是这么简单。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在战争中，一切的事情都很简单，但简单并不一定容易。为什么不容易？主因是战争要由人来进行。所谓“战争机器”只是一种形容，事实上，这部机器不是由齿轮或螺丝钉所组成，而是由活人组成。因此，将军除了会打仗以外，还要会带兵，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基础。
简言之，名将必须具有领导和组织的才能。战争是一种集体性的努力。在古代的战争中，将领的指挥还可以是个人的、现场的和直接的，到了近代，由于战争范围日益扩大，所用兵力日益众多，技术因素越来越复杂，若无出色的领导与组织，军队根本无法行动。如何将许多外人组织起来，并领导他们进行生死存亡的决斗，关键就是“信”、“仁”和“严”。
纽先钟说：“一位名将当然应该精通战略，又或推而广之，更应精通战争艺术的其余部分（战术、后勤等都包括在内）。但仅凭这一点，还是不足以成为名将。将道的范围要远为广泛，包括领导、组织等方面在内，而且也牵涉到人性和心理等问题。换言之，将道的境界比战略（或战争艺术）更高一层，而其内涵也远为复杂、微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