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必须欢迎这个世界的伟大天才，而不是将他们赶出这个国家……我们应当鼓励他们成为美国永久公民，这些人将与美国本土出生的天才一起推动国家的经济增长。”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
1492年，当哥伦布开始那趟因为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名垂青史的远航时，他身边88人相当部分是以参加这次冒险作为政府特赦条件的罪犯。1620年，当41名男乘客在北美普罗温斯顿港签订了美国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这些开拓者基本上都是流亡在外的英国清教徒。1788年，当菲利普船长在澳大利亚杰克逊港建立第一个英国殖民区，船上同时还有736名囚犯，英国人首先把澳洲当成一个流放囚犯的地方。
时至今日，短短几百年间，这些昔日只有冒险家、失意者、流亡者、囚犯、被贩卖的奴工才会往返其中的蛮荒之地，已成为全世界最令人向往、最为繁华的机会之都。美国、澳洲、加拿大不再只是吸引外乡人来此淘金的“新大陆”，也成为了全世界人才眼中实现梦想的“移民天堂”。世界格局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尤其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过程，首先要归功于其人才战争。
世界中心交替的背后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特殊战争 在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人们就跟今天谈论中国、印度的崛起一样，广泛讨论美国的崛起。但是，世界格局并不会自然地发生更替性变化，欧洲依然是全球化世界的领跑者。即使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大收渔翁之利，在其首倡成立的“国际联盟”当中还是沦为配角，未如愿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担心历史重演的罗斯福总统询问他的国家科技局长：“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这位科技局长的回答是一份叫《科学技术——无止境的边疆》的报告，他声称：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3倍，科技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而要迅速改变美国科技落后于欧洲的现状，就必须采用特殊手段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建立特殊部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1943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迅速以1个伞兵师、2个装甲师加上第6集团军重兵出击，目的是掩护一支刚刚成立的“阿尔索斯”突击队的秘密行动。“阿尔索斯”间谍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抢在任何国家尤其苏联之前，俘虏德国、意大利那些优秀的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搜集技术情报与资料，并劝服这些可以改变国家战略实力的科学家加入美国籍，为美国工作。
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平采纳的最有远见的建议之一。美国在这场人才战争当中并不缺乏具备实力的竞争对手，但是，那些本可以成为竞争者的国家并没有对外国科学家产生兴趣。美国和苏联同时攻入德国，为了战后发展，都在占领区掠夺自认为最值钱的资源。当远离本土万里的美国跨洋过海地把那些高学历“战俘”运回国时，视重工业为国家发展重中之重的苏联，正集中精力“抢运”成千上万的机器和设备。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最重要资源的看法的不同，也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
二战之前，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总数甚至是美国的3倍。但人才战争半个世纪过后，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40%已经来自“美国制造”，超过70%的诺贝尔奖得主被美国聘用，在美国工作。美国能够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并在高科技领域持续“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天赋远超其他的族群，而是因为美国不问种族、不分国籍的人才战略，成功地让它吸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从原子弹、氢弹、导弹、火箭的研发，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施，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与应用，美国这些尖端技术领域的突破，每一个项目都有外国科学家充当关键性角色。
冯·布劳恩们的贡献
冯·布劳恩正是美国在二战开世界先河的“特殊战争”的“特殊成果”。
“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是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踏上月球之后的名言。但是，当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与之通话的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官员高呼的却不是阿姆斯特朗的名字，而是一个正在地球上工作的人——“你踩下的脚印，也是布劳恩博士的足迹”。
没有阿姆斯特朗，美国的航天部门可以立刻找到同样出色的宇航员。然而，冯·布劳恩的工作就没有这样的可替代性。曾参加过德国纳粹党卫队的德国人冯·布劳恩，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火箭专家。1942年德国成功发射的世界首枚能到达太空的A-2火箭就是他的杰作。1944年9月7日，德国使用他设计改良的A-4火箭（又称V-2导弹）空袭英国，再次震撼整个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火箭和导弹的首次登台亮相。
1945年，冯·布劳恩被美国搜捕人才的“特殊部队”俘虏后，连同他的工作团队126名工程师一起被秘密运到美国。但是，随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冯·布劳恩等这些“纳粹同犯”不但没有送上军事法庭，还成为了美国的座上宾。
冯·布劳恩一到美国，就被安置在美国陆军装备设计研究局工作。1955年，他加入美国籍，然后领导设计了美国的朱庇特-C火箭，被用以成功地发射了西方第一颗人造卫星“探索者1号”。1961年，冯·布劳恩成为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分管“阿波罗”登月工程，直接领导“土星”5号火箭的研发设计，这一火箭被用以运载阿波罗11号飞船，最终使人类第一次顺利登上月球。
美国能够如此接纳一个来自敌对势力的外国科学家，并让他成为“阿波罗工程”这样的项目主管和国家最高的科学顾问，对人才“不拘一格”的开放可见一斑。因此，另一个外国人——出身中华民国的公费留学生钱学森能够参与美国机密的技术部门，最终受到政府嘉奖，也一样不那么令人奇怪。
后来成为中国“两弹元勋”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二战中是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组成员之一，曾跟随老师冯·卡门到欧洲参加技术情报审讯。正是在钱学森的询问下，冯·布劳恩写出了《德国液态火箭研究与展望》的书面报告。钱学森也因此提出发展美国火箭技术的规划建议，并获得美国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发展局的称赞：“（钱学森）在参加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发展局所作计划的工作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出了成功的贡献。”
也正是因为钱学森参与项目的重要性，后来美国海军部次长丹尼·金布尔才会说出那句著名的证明“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威胁：“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
事实上，如果没有极端保守的“麦卡锡主义”一度占据美国舆论主流，钱学森此后是否会愤怒地要求回到中国还是个未知数。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的麦卡锡时代，一度被当作美国上个世纪最黑暗的时期，不仅仅大批海外出生、或与“赤色”有过接触的优秀人才遭到怀疑与排斥，即使连当时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都难以避免被批评成“红色分子”，著名将军乔治·马歇尔还因此被迫辞职。
数年的“麦卡锡风波”带来的怀疑、监视、迫害，让钱学森三十年后都还耿耿于怀。1985年，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访华时表示：钱学森在美国工作20年，对美国军事科学发展做出极大贡献，麦卡锡黑暗时期的横加迫害没有道理，美国政府愿邀请钱学森访美并由政府和有关学术机构授予“国家勋章”。钱学森当即拒绝说：“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但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麦卡锡主义”并不为美国政府所支持，相反，它是以“政府批评者”的角色出现，通过影响社会舆论来逼迫政府在政策上就范，使得杜鲁门政府与其后的艾森豪威尔政府成为舆论的“被胁持者”。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杜勒斯曾无奈地说：“我们正在麦卡锡的领导下走向美国式的法西斯主义。”正因为美国主流政治精英们并不同意“麦卡锡主义”以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意识形态作为选拔、aihuau.com使用人才的标准，才最终通过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在1954年推动国会发表了谴责麦卡锡参议员的决议。
开放——尤其是不分种族、不问国籍地向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入籍并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是美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词。拥有冯8226;布劳恩这样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而不仅仅只是美国本土最顶尖的人才——为美国工作，则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根本。而成为人才战争的赢家又与美国对待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评估人才、激励人才等战略与制度紧密相关。
正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我们是一个由外来移民组成的国家。我们的国力源于自己的移民传统和我们欢迎的异乡侨客。这一点为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及。”
选自《人才战争》，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