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让自己找到胆量随着海南经济第二波热潮的到来，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万通积累下了超过千万元的资金。赚完第一桶金之后，因为我吃过苦就比较保守，我有一个合伙人叫冯仑比较激进，他有半年的时间跟我们说的话是：没钱都赚钱，有钱还不赚大钱。所以把我们的自信心一下都树立起来了。但由于中国的特殊情况，与炒地皮相伴随的往往是权钱交易。并且，大规模的土地炒作，也带来了经济泡沫。曾经经历过海南房地产泡沫的潘石屹经常这样描述当时的疯狂：一开始都不敢相信，不敢签。从1楼签了房产买卖合同，到6楼加价就卖了。现在想想都害怕。|www.aihuau.com|冯仑曾这样描述当时海南房地产的狂热情景：“我们1991年、1992年在海南的时候，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泡沫时期。大家天天打招呼，都是说不留神又赚钱了，那个时候给小费，一次给20万。”1993年银根紧缩。炒地皮告一段落。也就是所谓泡沫破灭了，冯仑说道：“当时海南省有1.8万家房地产公司，而海口当时本土人口不到30万，整个海南岛600万人，20%在城市里，剩下都是在乡下。就这么一个地方将近2万家房地产公司，你想这个泡沫破灭的时候，结果逃出来的人连1%都没有，2万家公司1%就应该是200家，现在就是连1%都不到。”1992年8月，预感到海南房地产市场不能持久的“万通六君子”意识到危机的来临。于是潘石屹受命回京。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想怎样把风险分散一下。我几年没回家了，想回家看看，就去了西北。那时有了点钱，再也不是西北的一个穷学生了，可以吃顿好饭，坐出租车了。看了一圈回来，觉得西北还是太穷，没有任何投资的价值，就领了5万元差旅费到了北京。到了北京，我先跑到怀柔，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当时怀柔主管经济的副书记。这位书记特别开明，我们也很谈得来，说你们来吧，在我这儿注册公司，先领个执照。过了两三天，工商局给我们批准了执照，注册后就住在怀柔的龙山宾馆，百无聊赖，什么事也没有，倒也清静。一天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突然听说北京市政府下发了一个文件，给怀柔县四个指标，搞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现在没人做。我跟县体改办主任边吃边聊，我说我们来做一个行不行？他说好哇，可是现在来不及了，要准备六份材料，并且让下星期就报上去。我就直接找了北京市体改委主任贺阳，贺阳说这是个好事，以后都要按公司形式组建，你们报就是积极支持改革。我们就先按要求找发起单位，我当时在北京没有多少熟人，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在煤炭部工作。他从日本回来与我通话，我就说，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当天，我们一起和他父亲商量，决定找一找中国工程学会联合会和中国煤炭科学研究院。与他们谈了我们的想法都很快就同意了。中国华诚集团，也就成了我们万通的发起单位。有了发起单位还要填注册资金的数额，潘石屹给冯仑打电话，问准备做多大。冯仑的意见是：“咱们现在做事要往大里做，不能小打小闹，能不能上亿啊？这样执照拿出来才有影响力。我和王功权商量一下吧。”潘石屹说：“咱们在海南岛待过，都比较迷信，8不就是‘发’吗？我们注册8亿元吧，电话那头兄弟们商量了一下，都同意了。注册的公司叫做‘北京万通事业有限公司’，材料交上去了，很快就接到了北京市体改委的批准，人民银行也马上批了。”公司注册下来后，股本金怎样到位呢？而且当时给潘石屹他们规定两个月股本金就必须得到位，否则两个月以后就取消。哪来这些钱呢？我想到了广告，我们在《金融时报》做了一个整版的广告。按国家体改委的规范意见，应该叫招股说明书，我们起草时学习海南的叫法写成“招股通函”。* * * * * * * * * * * * * * * *我们在报纸上登的广告，证监会副主席先看到，马上给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打电话，国家体改委与人民银行又给北京市体改委打电话，让我们去汇报情况。到了中南海边上的体改委，一进门，体改委几个处长都在，一人手里拿个复印件，都是我们在报上登的广告。当时社会上风风雨雨传说，我们自己也很紧张。我一到会上才发现，外面说的和体改委关心的，完全是两回事。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搞定向募资，体改委关心的是文件下发后，定向募资到底怎么做，政策怎么进一步制定。他们问我，我就拿着资料一边流汗一边说，汇报了一个多小时，满头是汗。一位领导提醒潘石屹：“小伙子，别太紧张，我们只是来听听新政策的实践情况的。”那位领导问潘石屹：“你给你的股东发的股权证是什么样？”我说我已经印好了，每人发了一张。这个股权证我是在印人民币的白纸坊印的，用与人民币一样的纸张，还带着水印，就是尺寸比人民币大一点。背面是一个一个框，谁转让给谁都可以盖章，并且把国家体改委关于股权证的规范意见一条条都印了上去。
最后，一位司长拿着潘石屹带过来的“股权证”样本称赞道：北京人做事就是规范，一张股权证都这么正规，外地企业有的就拿收据代替。这算是对北京万通的一点正面表扬。招股成功后，有了资金的万通在阜成门成功开发了万通新世界广场。当时我不太懂房地产，我就给自己请了位老师。这位老师就是潘石屹日后的死敌——邓智仁。那时，邓智仁刚刚从香港北上京城淘金。他刚来到北京，就去拜访了几家大的房地产公司，要求代理销售房子。对方问他：“你出广告费吗？”邓智仁说：“我不出。”他们又问：“你包销吗？”他说：“我不包销。”“你既不出广告费，也不给我包销，你普通话还没有我讲得好，你凭什么给我销售啊？”于是邓智仁在几家房地产公司那里都吃了闭门羮。当邓智仁找到万通公司的时候，潘石屹觉得：我们虽然经历了海南房地产大潮，但就真正意义上的房地产开发、销售经验远远不足。北京房地产界的宣传意识和雇用代理的意识还比较弱。因此，潘石屹毅然决定接受邓智仁的利达行代理万通新世界广场的推广和销售工作。当时北京的房地产是完全的卖方市场，根本谈不上什么市场概念，邓智仁将香港比较成熟的市场营销、策划包装手法带到新世界广场，立马在市场上引起了轰动。北京万通新世界广场被誉为京城房地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被《北京房地产》杂志评为“1994年杰出项目”。做万通新世界广场主要靠广告，当大家还没开始打广告时，打广告的效果，就像没吃过药的人第一次吃感冒药，再重的感冒一片药就治好了，没抗药性。当初我们打了大约有1000万元的广告，在当时来说是天文数字，《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大公报》上都是整版整版的广告，工程还挖坑时就销售得差不多了。谈起万通新世界的辉煌，潘石屹仍然是一脸的兴奋。万通新世界的销售，可以说是创造了北京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奇迹。我们的写字楼销到3600多美金一平方米，是当时市价的三倍……广场12月24日才动工，11月初就销售了百分之七八十了——当时连一方土都还没有挖呢。当我们在开售的6天内拿到5个亿港币的回款时，我们那些20出头的小伙子们都晕乎了，一个个迷迷瞪瞪的。我一看不对啊，就赶紧给他们开会，说大家一定要有平常心，我们要能经得起失败，我们更要经得起成功。你想，5个亿，这对刚刚成立的北京万通这样一个小公司，意味着什么？* * * * * * * * * * * * * * * *那天晚上我们在酒店摆庆功宴，搞销售那帮小姑娘有的抓手，有的抓脚，把邓先生从楼上抬到了楼下。后来我们又去唱卡拉OK，邓先生死死抓着麦克风，一首接一首，唱得声嘶力竭，完全是疯了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唱歌的。那天万通集团总裁冯仑也在，结果把冯仑喝进了医院，打完吊针，还躺了两三天，我去看他，说“那天送你去医院……”冯仑说：“我去过医院吗？”发了财，大家除了高兴之外，就是胆子更大了，公司因此开始涉足其他许多陌生领域。就这样，日子好过了，经营理念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万通新世界广场一做完，大家有了钱，第一个举措是收购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都到万通上了半年班，最后收购失败。然后收购贵州航空公司、武汉国投、陕西证券，还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投资了几家金融机构、保险公司，并且成为民生银行的大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