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全球帝国的阵痛：大转型时代》
对国民经济机器复杂设计的进一步改变，每一项建议都会有激烈的争论。这项措施是否会损害对工作、储蓄、投资和发明的激励？它是否会给华盛顿带来专制的权力？这个群体，或者这个行业，是否真的需要帮助？政府是否能够提供帮助？它是开创一个良好的先例还是一个恶劣的先例？围绕诸如此类的问题，人们总是卷入疯狂的争论--这实在不足为奇，因为，这一新的美国制度的发展是高度实验性的，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继续让它运转。 不妨看看几种不确定性吧。 在战后那些年里，通货膨胀几乎从未间断过--尽管并不剧烈，总体上对我们的经济健康是一个严重威胁。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能在没有连续通胀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快速增长。 甚至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就已经接近达到了税收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负担就会变得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生产的动力会受到削弱，而偷税漏税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否减小这一负担，或者能否足够快速地增长我们的产量，使之能够担负起这一重担。 就算苏联人能够令人信服地改变他们的政策，使得我们能够减轻我们的军费支出，我们也还是不知道，我们能否足够快速地提高国内产量，以防止新一轮经济萧条。 就算全面战争即将爆发，我们也不知道，联邦债务会不会成为天文数字，以至于联邦政府的信用会因此而受到动摇。
无论如何，我们不知道，政府是否承担了太多的财政责任--由于它在自己原先拥有的权力之上，又增加了很多从前由华尔街行使的权力--以至于存在这样一种危险：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将会爆发一场新的恐慌和金融崩溃--这场恐慌源自于公共财政（而不是私营银行）没有能力维护它曾经承诺担保的价格。我们认为，关于经济学，我们比上一代人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对于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新时代"，我们并不比1929年抱有这种天真信念的华尔街大亨们更有把握。 此外，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是在哪一个关键点上，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退化成了让人意志消沉的施舍政策，去救济那些宁愿接受联邦政府的施舍也不愿意竭力自救的人。有些人确信，我们已经越过了这条线，另一些人则确信，我们还没有越过。 幸好，每当我们修补这一实验系统的时候，就一定会有热烈而漫长的争论。 但是，政治活动的狂暴，以及围绕这项或那项国会法案的激烈争论，转移了我们对这样一个显著事实的关注：尽管大家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很少有美国人严肃地建议对我们不断进化的美国制度来一次真正大规模的变革。（尽管如此，近年来我们最激烈的争论并不是围绕国内政策，而是围绕对外政策，或者是围绕美国共产党人以及他们的朋友和所谓的朋友对外交政策的所谓影响。）对华盛顿本届政府有大量的反感。有很多人意欲约束联邦政府的权力，废除各种如今已成具文的法律，削减官僚机构，把救济最小化。另有一些人想让联邦政府承担新的劳动，接受新的权力，像管理庞大的医疗保险计划那样的事情。然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联邦政府应该承担维持国民经济良性运转的全面责任；应该继续承担在必要的时候实施救济的责任；应该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和管制企业；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不同的群体提供资助和担保--它应该把它的干涉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应该让大多数企业继续留在私人的管理之下。最火爆的争论是围绕我们需要多少这个、多少那个，但实际上一致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让私营企业继续留在私人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