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全球帝国的阵痛：大转型时代》
1948年，W．H．奥登写道："对于健在的美国小说家来说，听人说他们只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创作过重要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件让人十分尴尬的事（至少我希望是这样）。……从欧洲来到这里，我的第一印象，也是最强烈、最持久的印象是：没有哪个文学团体（无论在何时、不管在何地写作）像美国这样普遍一律地消沉压抑。让我不断感到惊讶的是，这个举世闻名的世界上最乐观、最爱交际、最自由的民族，却通过它最敏感成员的眼睛，把自己看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它是由无助的受害者、阴郁消沉者和背井离乡者所组成的。……在一部接一部长篇小说中，你所遇到的主人公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荣誉，没有历史；他们如此单调地屈从于某种诱惑，而我们其实很难说他们真正受到了这种诱惑的引诱；即使他们在世俗的意义上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依然是好运气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唯一的道德优点，是忍受痛苦和灾难的坚忍耐性。" 有没有可能，这样的小说家是在遵循更久之前确立的时尚呢？有没有可能，最近这些年小说的销售之所以令人失望，其中一个原因是--正如格拉顿先生所暗示的那样--"当代作家似乎在当代读者准备放弃之前就已经放弃了"，今天的读者已经走在了作者的前面？有没有可能，在很多优秀作家当中一直存在的"只有难懂的作品才是好作品"的观念，导致他们极少关注与多数读者沟通的技艺，而这些读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愚蠢？有没有可能，今日文学人士当中的一种失败主义传染病，导致人们有所保留地接受了他们关于美国文化现状的不幸结论？ 让我们记下他们的哀叹，并稍稍看得更远一些。 3
一个像我这样的人，许多年来为一家杂志工作，而它付给作者的报酬不比10年前更多（因为它要付更多的钱给印刷商和运输商），恐怕不太可能对今日文人的命运感到沾沾自喜。一个觉得自己在为新闻业发动一场艰苦战斗的人--战斗之所以艰苦，是因为不断有瞄准数百万读者的新杂志出现，因为广告客户往往很想影响这数百万人--应该会对文学机构的境况感到满意。在我看来，不可否认的是，大规模发行的杂志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团队撰稿杂志的崛起，使得那些缺乏流行感觉、不愿为混饭而粗制滥造、又没有其他稳定收入来源的自由撰稿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更加困难了。接下来，他在经济上就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因此可以说，那些有着严格高标准的杂志为什么经营困难，其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垄断高品质的稿源，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越来越多这样的稿件在大众期刊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随便举两个例子：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发表在《生活》杂志上，福克纳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此外，通过为大众杂志撰稿挣得很高收入、而又不牺牲其丝毫正直的天才作家，其数量比你根据先锋派作家们的谈话所设想的要大得多。这幅图景是一副好坏杂陈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