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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专题：《全球帝国的阵痛：大转型时代》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一场巨大的幻灭。太平盛世似乎不再近在眼前。主流心态发生了转变。 "迷惘一代"的小说家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代生活的卑劣和残忍上，他们的基调常常是绝望。门肯担任了嘲笑者合唱队的领唱，他们嘲笑美国人的粗俗和多愁善感，不很愤怒，但玩世不恭。当有人问他为什么继续生活在一个他发现如此不值得尊敬的国家时，他反问道："人为什么上动物园？"辛克莱·刘易斯嘲笑主街和乔治·F．巴比特；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强调了那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如何卑鄙，他们去参加杰伊·盖茨比的豪华派对，而在他需要的时候却弃他而去。很多先锋派以及他们的倾慕者和模仿者都去了巴黎，在那里，格特鲁德·斯坦因说"未来不再重要"，而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中的人物，其行为作派就好像太阳不再升起似的。但是，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你依然可以珍爱艺术，那是一件值得留下来的东西，远离政治与商业；你尤其可以珍爱那种政界和商界的庸俗之辈很难理解的艺术。对那些从20世纪的美国逃出来的难民们来说，"难懂本身成了一个主要优点"，正如范怀克·布鲁克斯所言：他们特别尊敬亨利·詹姆斯那种贵族式的苦心经营，隐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细腻微妙，艾略特那富有学术品位的隐喻，以及乔伊斯的语言迷宫。模式被建立起来了，完全不同于1910年的模式。所谓有文学良心，就是对美国的生活、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生活以及世界的发展道路抱持阴郁的观点；也对读者（极少数除外）理解和欣赏真正优秀文学作品的能力抱持阴郁的观点。 这一信条将被证明惊人地持久。在1930年代，它不得不应对另一股情感力量。经济已经崩溃，革命即将发生（或者说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是这样），很多作家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驱动力，敦促他们去谴责资本主义对待"三分之一国民"的残忍，支持身陷困境的劳工们的事业。于是他们抛弃了对战斗的绝望。出现了一大批无产阶级小说，它们的作者对产业工人的直接了解非常有限。然而，即使是在那些最勇敢地支持普通百姓的作家和批评家当中，也依然有这样一种确信：敏感而诚实的人不可避免地要用只有非凡之人才能理解的语言写作；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奇观：那些从事高级写作的作家和学者，从为谷租佃农和流动农工的利益而举行的群众集会上回来，潜心钻研亨利·詹姆斯（他对谷租佃农一无所知）和艾略特（他肯定与流动农工不同调合拍）的神秘文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劳工的冲动，转变成了保卫美国大兵的冲动。把世界描述为一个阴郁之地的古老冲动，转变成了表现战争中的人（常常也包括美国大兵）如何残忍的冲动；过去的信念--除了少数人之外，文学的品质注定不被所有人欣赏--转变成了对文化失败的普遍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