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全球帝国的阵痛：大转型时代》
在这些环境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像今天这么多管理得很好、而且很有责任感的工会，而在劳资关系谈判桌的两边，都能够如此经常地找到耐心和善意。罢工，就像空难一样，成了新闻；而合情合理的协议，就像成千上万安全到达的航班一样，不是什么稀奇事。在英国生产小组的报告中，经常提到管理层和工会如何通力合作，努力改进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一个理由似乎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当他们的忠诚并不产生正面冲突、而是互相重叠的时候，他们的工作就做得更好，而且也更快乐。 罢工本身已经倾向于改变它的性质，以回应这一共识，这一点在最近几年表现得非常明显。尽管有些罢工依然是充满敌意的、猛烈狂暴的，但也有例外；其余的罢工与早年罢工的对比非常强烈。玛丽·希顿·沃尔斯是一位非常同情劳工的新闻记者，她曾近距离观察过1919、1937和1949年的罢工，走访过一些工业小镇，出席过罢工者会议，她对自己在1949年所看到的大为惊讶：完全不存在凶狠残暴的打手队；小镇上的居民普遍同情罢工者，在他们看来，这些罢工者并不是一帮红色革命分子--像他们在1919、甚至在1937年所认为的那样--而是一群值得尊敬的公民，在他们看来，在紧急状态下扩大金融信用是合理的；有些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甚至给示威者送去咖啡；几乎每个人都对维护秩序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在最近的另外一些罢工中，与过去的对比甚至更鲜明，罢工期间，当地社群中明显有一种友好的兴奋气氛，就像一场振奋人心的政治运动临近尾声的时候、或一场橄榄球大赛进入高潮的时候那样；在这样一些社群当中，罢工并不被视为阶级斗争，而被看作是两队之间进行的一场比赛，其中一队有人多势众的优势，而另一队则有权威和金钱的优势。
与此同时，到处都有进一步发展的更多迹象：向减少异常发展，向事物的新秩序发展。最近把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的合同就是一个迹象。还有强调生产率的诸如"斯坎伦薪酬制"之类的革新，是另一个迹象。不断扩大的集团公司（它们引入了分红制）又是一个迹象。很多公司高管都强烈地专注于跟雇员和公众沟通的艺术，经常研究工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满意还是不满，这些同样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在下一代中看到的变化之一很可能是：工会的性质从一个反忠诚、反强迫的工具，转变为美国商业的组织机构中一个不那么在情绪上制造分裂、却同样富有效率的组成部分。因为，如今那样的工会，在一些更开明的行业中，正变得有点不合时宜。 公司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它的前方，依然有很多没有完成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