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全球帝国的阵痛：大转型时代》
当然，经典的例子是"曼哈顿计划"，在1939年实现原子分裂、以及1940年美国的实验证实此事之后，政府不久就以数十亿美元的成本启动了该计划，并把研究、工程与制造试验、以及开发压缩到了5年之内，这些工作，如果用别的方式，可能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完成。另外还有数不清的例子。比方说，正是在1929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第一次描述了青霉素。多少年过去了，他所发现的东西的可能性才得以实现。直至战争到来，青霉素才适合于医学用途。但接下来的工作，推动得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在战争结束之前，这种药物就得以大规模供应。还有一个例子，是在保护英国免遭德军轰炸的迫切需要下，罗伯特·沃森瓦特和其他英国研究者在研发雷达上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以及他们的发现在美国雷达设备大规模制造中的利用，还有成千上万美国年轻人在电子学的原理和可能性上所接受的教育。 我前面所引述的这些发展，大多是基于国外的科学发现。我们应该记住，我前面所说的比喻性的满桌子论文都是国际性的；战时新产品和新设计赖以产生的基础性工作，很多（即便不是大多数）都是欧洲人做的。美国最有效率的贡献，是组织研究的能力（尤其是应用科学研究）；是建立红红火火的生产线的能力；以及以最快速度做大事的热情。 战争危机前所未有地让纯科学家、应用科学家、制造业管理者、军事指挥官和政府行政官员走到了一起，并让他们结成了合伙关系，这有力地影响了他们未来的互相理解。一直在大学实验室里深居简出、并对自己毫不操心其科学发现的实际应用引以为傲的物理学家或化学家，如今被推入了那种实际得要命的紧急工作，跑到华盛顿去跟将军、官僚、工程师和制造商们协商；如今，这些人对科学家的学术热情有了一种新的尊敬，对他们来说科学突然变得这样至关重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带偏见的理论研究，其品格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会莫名其妙地受到玷污，尤其是，很多科学天才连续不断地转入政府的特殊项目（这一趋势甚至持续到了1945年之后），是否会减缓我们在纯科学上的前进步伐。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战争期间，科学领域发生了一次刺激相关各方思想的交叉受精。很多教授因为他们新的接触而被注入了活力，很多企业管理者从华盛顿带回了对科学研究的未来潜能的全新洞察。 总而言之，在战争期间，美国的科学技术经历了一次温室中的成长。
2 与此同时，战争所催生的这次繁荣，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加速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口袋里叮当作响的现金，让数不清的普通美国人时刻准备在第一时间购买并使用最新式的机器。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之后，这股风潮依然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