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评《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 美术史就是作品的历史，关于唐代人物画的研究一直都是中国美术史所关注的焦点。唐代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一个高峰时期，有据可考的知名画家几近四百人。由于绘画作品主要消费群体的贵族们多集中在长安，以至各地知名画家多汇聚于此。可以说，长安绘画是当时中国画坛的浓缩体现，亦是唐代流行风格的指向标。但由于文献所记画家风格，与现存的绘画作品无法明确对应，所以，只能将其作为了解唐代绘画风貌的一个补充材料。 有关唐代人物画的传统研究材料，主要集中在纸帛绘画、洞窟壁画、寺观壁画、史载画家四个方面。唐代的纸帛绘画由于年代久远存世数量极少，并多有存疑。唐代遗存洞窟壁画，由于纪年不明，大多也只能框定在唐代概略的时段之内，无法确定其具体创作时间。从艺术史发展角度出发，自然不能将其作为反映唐代特定时期绘画特征及流变的可靠素材。李杰所著《勒石与勾描-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绘画风格学研究》则为我们了解唐代人物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现已发现发现的唐代石椁集中在初唐至盛唐的117年间，由于石椁墓的墓主身份及墓葬等级较高，均出土有墓志，所以，这些石椁墓并不存在断代问题。然而由于考古学的滞后，以致图像部分发表数量有限并不成系统，对唐代石椁线刻的艺术研究造成了一定困难。作者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和现场临摹，已具备了这些石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物图像素材，由此也就具备了对唐代石椁人物线刻进行艺术风格学研究的基本条件。 在艺术史研究领域，至今尚缺乏对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艺术风格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关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研究多是以图阐释背景内容，而对其艺术性研究，几乎都是以文献资料作为论证依据，直观视觉分析则多是文学性描写。若从艺术本体而言，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可能使人对唐墓人物线刻形式风格的理解造成很多障碍。 从古至今的中国美术史研究，大都处在形而上的美学层面，关注绘画所显现的观念背景，而将构成画面的“技艺”视为末端，对绘画本体的发展逻辑极少关注。在重视“技法”研究的西方，绘画风格学方法的应用研究不足为奇，而对于注重传统史学研究的中国学术界则显得颇为生疏。本文作者利用西方风格学研究方法，结合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特征对唐代石椁人物线刻作以对应研究，确立了唐 代石椁人物线刻本体语言的风格演化程式。以直观的绘画风格学的实际应用来理解美术史，用形式分析的方法对绘画的风格做宏观比较和微观分析。力图拨开感性的外部因素，以图形现实存在的对比梳理使美术史科学化。为风格学在中国绘画中的应用打开了一条更为直接的通道。同时也为艺术作品可视与可述的结合提供一个全新的认知角度。
作者的研究重点主要关注在中国传统绘画的画面元素中，独具特性的造型法则、形式风格、线型轨迹及观察方式之上，同时还结合各历史阶段所能给画家提供的创作观念及技术手段，以组成传统绘画本体元素作为主体，对其在各自独立系统中持续性演变进行分析，并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发展框架之内对各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将持续绘画视像结构的形态进行历史纵向与同期横向的直观比较研究，在对这一时期群体性特征的分析当中，总结其具有历史发展常规性的时代风格流变趋势。力求从视觉角度“重建业已失传的证据”，以此来建立中国绘画风格学研究的系统体系。 一种研究方法的确立不单要在理论逻辑上具有严密性，同时还要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具有实操性。就中国传统绘画“时代风格”的研究，大多学者以整体风格转变的节点来进行分期，这种综合性分析方式虽然能够总结出各时期风格演变的整体趋势，但对风格之所以转变，则多以背景文化来解释而忽略了“技艺”本身发生、发展的逻辑性因素。而当代绘画理论研究，无论是以历史文本为研究基础的图像学研究方法，还是绘画精神的研究“都对此问题熟视无睹”。从这个意义而言，本书为中国美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路径，对中国传统绘画时代风格的确认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