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罗小甲是特殊的。因为，不能迅速转化成货币的知识显得无足轻重，这是1988年的中国困惑。而同年，美国知识界开始形而上的追求，他们尝试着将企业引入关注onmouseover=displayAd(3);onmouseout=hideAd(); onclick=linkClick(3);>企业文化而非单纯强调利润的新阶段。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威廉8226;大内，推出日美文化比较的著作《Z理论——美国企业界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他将美国企业管理特点定义为“Ａ型组织”：强调速度——立刻争取表现，立刻给与奖励；强调个人——高生产力即有高报酬；强调数字——具体的数字是一切考核的标准，抽象的内涵不受重视；强调利润——公司只关心股东的利益，漠视员工、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他认为典型的日本企业文化具有宗法制度的色彩，整个企业就像一个大家庭或宗族，对职工全面（包括其私生活）关怀。
当美国正站在文化的视角，思考日本人造成的冲击，或是日本企业已经能够引发美国——这个世界上伟大公司孵化地——反思时，中国的企业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在1988年的中国，那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官倒成风，皮包公司大闹全国则给这一年带来些荒诞的喜剧。可以说，在中国，从古到今的官与商从来就没有真正分开过。但1988年前后，官与商的亲密关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市场商品供应不足，紧俏商品短缺，为了缓解矛盾，中央实行双轨制——同一种商品计划内是国家统一定的平价，计划外是议价，也就是市场价。两种价格相差悬殊，比如钢材，国家定价一吨不到700元，市场价能高到2000元。社会风气大变，条子满天飞。很多个体户没办法直接做“官倒”，就充当掮客到处牵线搭桥，只要傍个官，他发大财我赚小财。 开公司是为当时最热门的事情。一份执照，一个皮包，一部电话，就是一家公司；一张名片，一个帐号，一次倒卖，就能赚得钵满盆满。前5个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公司达3000家，深圳国贸大厦里云集有300家公司。到本年年底，全国公司达47.7万家，其中官办公司成为热点——中央国家机关系统开办的各级各类公司达2万家，逾千名党政官员在其中兼有职务。深圳，一年轻人狂轰滥炸下，拿到可进口20辆“尼桑”轿车的批文。一辆一万，批条卖给某经营部，顷刻间获利20万。可黄雀在后，经营部将20辆“尼桑”每辆加价3万元转手倒卖，猛赚60万。|www.aihuau.com|广西，某港口5万吨进口尿素，6个月未离港，反复炒卖，涉及60多个单位，其中绝大多数的公司与农业无关。天津，蓝天六必治牙膏厂，年用铝材1000吨，在全国有色金属订货会上，竟然没订到一吨铝材。国家牌价一吨铝四千四百元，但有价无货，私下交易每吨上万。牙膏厂上年创下五百万纯利润，今年光购买原料就需多付六百万。一百万差额让厂长愁眉不展。沈阳，一年间七个政府部门到名牌产品“双喜”牌压力锅生产厂，以出厂价调货。生产压力锅需要的铝锭，原本四千1吨，经过“官商”加码，到厂里涨到五千五。压力锅厂的厂长几近崩溃。不完全统计，1987年至1988年的价格双轨制，差价总额达几百亿元，许多双轨制的价差落入了民营企业的口袋。“官倒”变为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10月，国务院作出清理整顿公司决定，实行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重点清理整顿1986年下半年以来成立的公司，特别是综合性、金融性和流通领域的公司；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干部不得经商办企业的规定；严禁转手倒卖国家重要生产资料和紧俏耐用消费品；所有公司必须依法纳税；严格公司审批手续。“官倒”只是市场经济中一次过渡和失误。在今后，权力与金钱间再没有如此肆无忌惮地划上等号。可更严酷的市场环境却等待着民营企业。经济生活中“治理整顿”成为工作重心，这也是此后两三年民营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