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实力的终结与深度危机：美国的极限》
制定战略--一项逝去的艺术 最后是第四个教训，与战略的制定有关。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效果表明，在政府高层官员和高级军官中间，这已经成为一项逝去的艺术。 冷战结束以来，文职官员倾向于将战略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布什总统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总统的自由议程本应为如何开展全球反恐战争提供一个蓝图，但他只有堂皇的抱负，没有严肃的评估实现目标的手段。 越战结束之后，军官倾向于将战略与行动混为一谈。没有人比汤米·弗兰克斯更生动地阐释了这种倾向，这多半是他那本透露内幕的回忆录的功劳。 为了满足公众的口味，弗兰克斯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过分谦虚的乡村男孩，一个惊叹于自己成就的、来自得克萨斯西部的孩子。但实际上，弗兰克斯认为自己是一名精通本专业的学者和独树一帜的思想家。在军阶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他"博览过许多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著作，从孙子、克劳塞维茨、罗素和甘地那里积累了智慧"。 虽然弗兰克斯用古代中国和德国思想家的名言来扮靓自己的故事，但他自己的思想从来就没有摆脱过平庸。例如，在第一次受命策划入侵伊拉克时，弗兰克斯坐下来，手里拿着记事本，勾勒出其决胜"模式"。《美国士兵》非常自豪地再现了其手写表格原件，即一个矩阵，由七条横线组成，列举了美国的各种能力，与之交叉的是九条纵线，代表萨达姆权力的源泉。在特定的交叉点（共36个）上，弗兰克斯画上一个"放射星"。据弗兰克斯称，这个矩阵提供了一个设计巧妙的范例，可以叫做"基本大战略"。
对弗兰克斯矩阵的因果分析表明，这远远算不上什么战略。对门外汉来说，他的矩阵也缺乏政治背景。它视野狭窄，毫不关心未来战斗的后果。它孤立地看待伊拉克问题，忽视了其他地区大国关系，没有指出战争会如何改变这些关系，不管它们是好还是坏。它基本不考虑历史，不顾及文化、宗教和民族认同。它也没有道德层面，甚至没有说清楚目的是什么。 自从苏联不再是一个常规的对手之后，美国一直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个根本困境，"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种困境。现在是美国直面这个困境的时候了。那些应该负起主要责任、制定大战略的政治精英们一直心存幻想，要么试图实现永久全球霸权，要么试图按照美国的形象改造世界。同时，那些能够戳穿这些幻想、帮助美国政策回归现实主义的军事精英们，则迷恋于战役和战斗，指挥者的主要工作成了组织协调军品物资。 汤米·弗兰克斯等自诩的斗士们决意排除道格拉斯·费斯等文职官员的干涉，将战场当成职业军人的专属领域，故意轻视其政治目的和潜在政治意义。弗兰克斯及其同代士兵从来没有因为越南战争而原谅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本能地认为文职官员是麻烦制造者，一直游荡在他们自己合法的势力范围内。阻止这种不受欢迎的蚕食行为成为一项绝对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