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实力的终结与深度危机：美国的极限》
从这个角度看，由伊拉克和阿富汗得到的最重要教训，是必须授予职业军事人员更大的权力。2007年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接手伊拉克的时候，正是事先观察这个教训如何破产的良好时机。这时候，从布什总统到国会的普通职员，都在屏息静气地等待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制定出对伊拉克的基本政策。 还有第三个角度，即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归罪于士兵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多多。根据这种观点，AVF本身就是个问题。军事历史学家阿德里安·刘易斯（Adrian Lewis）评论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原子弹发明之后，美国战争行为最重要的转型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文化、社会和政治上的，即将美国人民剥离到战争行为之外。"直到"9·11"之后，当布什政府在多条战线发起战争之后，这一转型的意义才彻底显现出来。 依靠志愿职业军人实际上给军队总体规模设置了上限。自愿入伍的新兵数量必定有限。漫长的战争降低而非提高了志愿当兵的集体意向。如果可以选择，多数年轻的美国人会选择其他机会，而不是应征入伍。总统向有色人种发出的号召不管多么热诚，公关活动不管设计得多么巧妙，薪水奖金不管多么慷慨，要扭转这种不愿当兵的倾向都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由正规兵员构成的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对如何使用军队没有多大发言权。实际上，职业军队已经成为总统帝王般权力的延伸。部队何时在何地打仗，都由总司令决定。 最后，依靠职业士兵抽走了公民义务这个概念的核心内容，使广大公民不再负有献身国防的义务。越战之后取消征兵制对消除那场冲突导致的分裂毫无帮助，相反，它使军队与社会的隔阂合理化了。就像修剪草坪、擦洗餐桌一样，为维系美国生活方式而打仗牺牲成了美国人花钱让别人代劳的事情。 于是，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教训主要是有必要修补军队与社会的关系。一个途径是彻底废止AVF。相对于依靠职业军人，或许恢复公民士兵传统才有意义。
恢复这一空洞传统的建议肯定让人想起重新建立某种形式的征兵制。为了替代以个人选择原则为基础的制度，那些对AVF不满的人倡导一种建立在强制服役基础上的制度。 这种制度的好处并非微不足道。在一定意义上，伊拉克和阿富汗暴露了依赖小规模职业军队所带来的行动、政治和道义问题，而征兵制好像提供了一种缓解这些问题的方法。 对那些担心现有军队战线太长的人来说，征兵制提供了一种扩张机制。军队规模可以增加两倍，基本上恢复了冷战时期的建制，限制地面战的人员短缺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像参议员麦凯恩和许多新保守主义者设想的那样，对伊拉克的军事介入维持10年或20年，甚至一个世纪，就成了可行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