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这个人不大流泪，无论是恐惧、羞辱、冤枉、痛苦，都无法让我流泪。“文革”中我挨了无数场批斗，被关牛棚、被打、被踢、被剃光头、被游街，被自己从前的朋友和学生视为敌人，被横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但从来没哭过，连一滴眼泪都没有。不过我确知我的泪腺没有问题，虽然不算发达，但绝对正常，因为我在感动、感激的时候会流泪。 我记忆中很清晰的一次被感动得流泪却是发生在看京剧的时候。那也是我第一次看京剧，时间是1957年秋天,我刚进高中，地点在武昌杨园。那时我的表姐、表姐夫一家住在铁四院，我有时候会去他们那里度周末。一次有个京剧团到铁四院来演出，演的是武松，具体的名字却记不起来了，有一个情节是写武松告别他的哥哥武大郎去县衙当差，放心不下，反复叮咛哥哥，在家多小心，每天卖炊饼要晚出早归，以免受人欺负。武松的唱词我听得并不怎么清楚，但那激越的唱腔、恳挚的表情却深深打动了我，我特别记得他唱到后来，那声音高亢而反复辗转，最后一个字曲折回旋，两手一上一下急剧抖动，我忍不住就流泪了。也许是勾起了我自己的身世之感，想起了远在台湾的父母和寄人篱下做养子的弟弟吧，那眼泪竟然无法止住，流了很久，流得满脸都是。 大概就是因为这一次的经验，我对京剧有了感情，凡有京剧在本地演出，我都有兴趣看。可惜那时候太穷，而免费的演出又很难碰到，所以直到“文革”前我也就不过看了几场京剧而已，记得有《贵妃醉酒》、《宇宙锋》、《二度梅》、《霸王别姬》，都是梅派戏。后来就“文革”了，本以为京剧从此就见不到了，幸而“文革”的旗手是从前的电影演员蓝萍，京剧居然在八大样板戏中占了五个，虽然改头换面，毕竟一些最基本的元素还留了下来，尤其是唱腔，《沙家浜》中阿庆嫂、刁德一和胡传魁在茶馆里那一场斗智的戏至今还可以听，词也写得好，据说是汪曾祺写的。 在美国十年没有看京剧，直到1990年去台北教书，才又把京剧的缘续了起来。台湾的本土戏是福建歌仔戏，1949年国民党迁台之后，把大陆的传统也跟着带了过去，包括京剧。经过四五十年的栽培，京剧已经在台湾扎了根，而且发展得不错。也出过几位名角，像曾经被蒋经国爱慕过的顾正秋，1979年创办“雅音小集”的郭小庄，和现在还当红的魏海敏，都是相当优秀的艺人。近年又有从大陆经美国去台湾的李宝春，出身京剧名门（李少春之子），自幼习艺，功底深厚，在台湾富豪辜氏家族（即辜振甫家族）的大力支持下，1997年创办了“台北新剧团”，一身兼编、导、演，在台湾京剧界声名甚盛。 我到台湾后看了不少好戏，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两岸交流渐多，有不少一流的大陆京剧团先后访问台湾，使我在台北居然比在武汉更有机会看到大陆京剧名角的演出，像尚长荣、于魁智、李胜素这些名角，我都是在台北看到的，如果在武汉，恐怕还看不到。有一次上海京剧团在台北演出新编京剧《曹操与杨修》，尚长荣饰曹操，李宝春饰杨修，演得真好，尤其是杨修怀才不遇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引起我深深的共鸣，直看得泪流满面。那是我记忆中第二次看京剧流泪。 现在有人担心京剧会日趋衰微，尤其是年轻人，对繁琐缓慢的唱做念打不仅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欣赏。这担心有道理，连这次在武汉举行的第六届京剧节这样高水准的演出，剧场里也还是中老年人多。但我认为，京剧作为一种高级而精致的艺术，会继续存在下去，不至于很快消亡，因为它有电影、电视所不可替代的地方。其中最根本的一点是，电视、电影所长在故事情节，所短在人物内心感情的表达，无论多么好的电视、电影都无法把角色的思维和情绪展现给观众看，而这一点恰是京剧的长处。京剧可以用唱词配合音乐唱腔与舞蹈动作，把角色内心的曲曲折折细致而充分地表达出来，以此来感染观众，引起观众的共鸣。
当然，京剧必须与时俱进，改良与创新是必要的。我说的改良与创新是在保留京剧基本要素的基础上适当引进现代的表现手段，包括声光科技的运用，叙事方法的改革，人物语言的适当现代化，唱腔和音乐的不断丰富，背景的添加，字幕的辅助，以适应现代观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能力。好在今天两岸的京剧艺术界在这方面基本上都有了这样的认识，许多艺术家在努力探讨和努力尝试，这次京剧艺术节出现的许多新编京剧，在舞台设计、角色妆扮、叙事手法、人物科白各个方面，都比老式的京剧更好看、更贴近现代观众。如果沿着这条合理改良的路子走下去，我相信京剧不仅会继续存在，还会别开生面，有新的发展，年轻的观众也就会回到戏台下来。如果电影、电视的发展并没有阻挡欧美歌舞剧的蓬勃发展，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担心它们会导致中国京剧的式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