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危机的预测与反思：经济学的香槟》
1980年诺奖得主劳伦斯·克莱因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应小心对待四个问题。克莱因指的四个问题分别是：收入分配问题、通胀问题、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潜在危机，绝不可掉以轻心。 1993年诺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须崩溃的理论。它并非关于如何建设经济的理论。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年代，在这个年代中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经济高速增长……我的一个也曾获诺奖的朋友同样非常强调体制的关键性作用，也就是说某一些体制比另一些体制更能促进经济增长……我认为从政府角度来看，关键在于怎样建立起那种体制、那种市场形式、那种法律制度，以最有效地促进资本形成，促进高储蓄，促进快速地技术革新，鼓励最有才华的人精神饱满地工作。"
1985年诺奖得主弗兰克·莫迪里亚尼认为："企业经营的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因为利润是一种不确定的预计的可能性。你为了利润回报要多承担风险，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那意味着你将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这将导致资本结构中大量的债务。因为每当你以债务替代资产时，你将提高预期利润，预期利润提高……利润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你应该做的是使公司的价值最大化，那是M-M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即指出了经营管理的核心是什么：不应该基于这毫无意义的利润最大化的观念，而是更有意义的观念，即努力使股东所拥有的公司价值最大。" 1970年诺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说："许多化妆品公司，它们卖‘希望‘，而不是卖‘美丽‘，只是卖‘变得美丽的希望‘，买它的人有自知之明，他们希望改进自己的外表，但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电影明星。我想指出的是，这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它强调我们的大部分欲望都要得到适当的满足，要比得过我们的邻居。有的时候，我们买东西是因为我们的邻居买它们，我们希望显得比邻居更富有，而不是因为买了它真的能使我们更幸福。但胜过邻居使我们感到快乐。" 1990年诺奖得主哈里·马克维茨认为："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 1992年诺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谈到有关经济学研究时强调："独创性强，敢于标新立异，我们在过去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就是要在同行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这样会在同行中不受欢迎，我不介意我不受欢迎。我却认为不受欢迎是好事。这意味着我们提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理论观点……我们希望学生觉得老师提出了一些值得他们思考的问题。不要因为老师曾经说过这是对的，就要他们接受。这是我学生时期就存在的气氛。我们在同事间也形成了一种百家争鸣的气氛。我们在学术谈论会上经常争论不休。我认为这是创造一种良好学术气氛的正确做法……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受到良好的专门训练的经济学家寥寥无几，这是当前最大的压力！" 这些谈话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那次"诺贝尔大追寻"的采访中那些犹太经济学家说的，他们不仅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也提出了许多睿智的建议，许多建议即使是放在十几年以后的今天，也还是非常有建设性的，而且大部分问题中国仍然没有解决--但有些建议却被我们采纳得很好，如芝加哥大学的莫顿·米勒提出的多修路建议，他说："要修路，修公路比修铁路好；不但要修大路，还要修小路；修公路，用铲子可能比推土机更科学。"而中国的GDP虽然靠修路拉动了不少，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沿海修路多，内地修路少；铁路修得多，公路修得少；大路修得多，小路修得少；（路修起来以后）吃路的多，养路的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