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经济危机的预测与反思：经济学的香槟》
1945年至1946年，弗里德曼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职称是副教授，教授统计学和经济学两门课。在该校的经济系，没有派系斗争，所有的成员都友好相处，尤其是同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共用一个办公室，使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成为终身的密友。他们不仅是富于激励性的谈话对手和批评者，而且都是为经济学而生，而呼吸，而睡眠。某年冬季的一天，乔治在冰上摔了一跤，进了办公室还在揉胳膊。米尔顿看了一下，宣布没关系，告诉乔治说只不过是轻微扭伤。乔治后来拍了X光片，发现是骨折。事后他经常取笑米尔顿，称他为"弗里德曼医生"。这一年他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批评房租最高限价政策，标题是"房顶还是天花板"激烈地抨击房租最高限价。有趣的是，等后来米尔顿到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由于房租的最高限价使他很难找到一处满意的公寓。无奈之下，决定买一处二手房，恰巧房东也是一位德裔犹太人，才从竞争者中险胜。 1947年4月，米尔顿第一次离开美国，去参加朝圣山学会的成立会议。朝圣山不仅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且高手云集，成为大多数与会者的人生转折点。哈耶克、冯·米塞斯、马克卢普、哈伯勒、拉帕德、卡尔·波普尔、黑兹利特……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学者相识，并献身于同样的自由经济原则，而且大都是犹太人。在与会者中，德国的瓦尔特·奥伊根给弗里德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吃七八年来吃到的第一个橘子时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使我清楚地知道一个被战争和占领政府强制执行的僵化政策彻底摧毁的极权主义国家中的人民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与纳粹斗争的勇气已经成为一个传奇故事。他是路德维格·艾哈德的老师，艾哈德在1948年进行的货币改革也得益于他的帮助和启发，那次改革带来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更具有广泛意义的是，他的理论奠定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的基础。" 1950年春，弗里德曼先后去了法国和德国法兰克福。在巴黎，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斯请他吃午餐。由于阿莱斯是个单身汉，所以给他们上了很多种酒，结果使罗斯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那是罗斯用过的最好的安眠药。在德国时，当他们看到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时，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憎恶感和恐惧感。在公园散步时，他们把孩子的手拉得紧紧的，生怕孩子们会突然失踪。尽管他们知道公园里没有纳粹分子，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那些纳粹时期发生在犹太儿童身上的可怕故事却总是萦绕在脑海中。
1962年到1963年，是弗里德曼值得纪念的一年，不仅年内有三本书完成并出版， ()①而且开始了他们结婚25周年的环球旅行，先后去了以色列、南斯拉夫、希腊、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在上述5个国家中停留一两个月，其他16个国家和地区是短期访问。由于他是犹太人，到了以色列一定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他和妻子却没有回家的感觉，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欧洲犹太人的语言和面孔，而这里却是一个东方犹太人的国家，使他们仿佛置身于外国。因为陪他们游览的是经济学家，所以旅途中的许多专业话题使他对犹太人的历史和经济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说："犹太人以金融才能闻名于世，这是在流浪岁月中锻炼出来的，聪明的犹太人经营着银行，聪明的犹太人在政府机构中监管着银行。政府中的犹太人制定法规，银行中的犹太人逃避法规；政府中的犹太人想办法弥补漏洞，银行中的犹太人再想出办法来逃避；一轮又一轮，终于造就了世界上最复杂的银行法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