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入海》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2)



在本身的沉默中,温州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区,丁建通则算是第一批富裕的中国人之一。

晋江鞋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耐克在晋江设立了为其做来料加工的鞋厂。1983年,耐克生产线出现一批次品,决定销毁之际,鞋厂工人把这些鞋偷偷运出自行销售。耐克一气之下把工厂搬出晋江。可在耐克工厂里打工的一批制鞋工人留了下来,成为晋江制鞋业蓬勃发展的“火种”。

不过,在整个福建晋江制鞋业中,丁建通起步并不早。像大多数当地农民,他靠着种地、抓鱼、帮人抬石头养家糊口。因为穷,他的四个孩子没一个念过书,全在附近鞋厂做学徒,有的学做帮面,有的学做鞋底,有的学设计。“80年代初,陈埭许多人开始做鞋,江头皮革厂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丁建通坐不住了。1983年,丁建通召回四个孩子,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存款,跑去厦门买鞋材。材料买完后,身上仅剩下返回的车票钱。饿了一天的他,还是厦门皮革公司的一个老师傅带着去公司食堂吃的饭。

车间设在在自家房子里,地板上摆满鞋底、鞋面和线头,连床上也是胶水,“经常连睡觉都只能睡半边。”丁建通一家人,一天只能生产5双皮鞋,慢慢熟练后变成了20双、30双。鞋子做出来,他每天骑自行车将皮鞋卖给泉州、石狮的小批发店。“一双鞋大概能赚3元钱。”而在推销鞋子时,丁建通总要留心观察街上过往行人脚上鞋的款式,回家再把鞋样画出来,第二天模仿着做。一年,他画过几千张鞋图。

生意越做越大,丁建通引进制鞋设备。将原料放进去,出来就是一双旅游鞋,每天能生产1万多双。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到东北市场,旅游鞋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危险也悄然到来。深夜,丁建通在厂里加班。四个歹徒翻墙进入工厂,用枪顶住他的脑门,威胁着要他交出30万元。面对惊险,丁建通冷静地掏出三毛钱一包的香烟和一把零钱对着劫匪说:“我是看门的,老板丁建通早回家了。”看着工人装束的丁建通,失望的歹徒用匕首在丁建通胳膊上划了两刀,骂骂咧咧地走了。歹徒被公安抓获,审讯时他们说,以为丁建通是个戴着粗大黄金手链的老板。

随着国内市场拓展,丁建通转向做运动鞋。他召集家里人商量鞋也该有个牌子和商标。一家人坐在一起,看到美国别克汽车商标醒目好看,决定起名为“别克”,跑去工商部门,花了一笔费用顺利注册,成立了别克(福建)鞋业有限公司,也为与通用别克纠缠不休的商标之争埋下了伏笔。如今依然不懂KTV为何物的丁建通,慢慢淡出了企业。闲暇时间他喜欢吹唢呐、拉二胡,有时偶尔在工厂帮着开开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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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七届中国(晋江)国际鞋博会现场

改革开放第六年,个体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因为做的人大多“不成气候“,从事的行业也是些“不成气候”的营生,高层的煞费苦心并未改变民间对私营业主的歧视。《长沙晚报》一则新闻暗示了这种氛围:长沙市西区(今岳麓区)从事手工修理业的11名个体户,在湘江桥头的马路边,摆开修理工具,半天时间为群众修好手表50多块、闹钟3个,还配了60多片钥匙……有顾客要付给修理费,他们不收,并回答,我们个体户也应该为人民服务。一位过路顾客感慨:“个体户也有活雷锋。”一个“也”字表现出了个体户在当时境遇的尴尬。

 《奔腾入海》1983:沉默中的崛起者(2)
如果说,新闻记者的歧视还只是心理层面上的。那么,一些地方上政府部门对待个体经营者不能与国营、集体企业一视同仁,则让他们欲哭无泪。即使国家政府明文规定,任何部门不得向个体经营者收取国家有关规定外的费用,但秦皇岛市向个体户收费的项目就有:卫生费、街道副业管理站提成费、计量费、屠宰费、交通占路管理费、市容管理费、地皮费、盖章审批费、治安管理费、打扫清洁费、不按时开会罚款费十多种,对推婴儿车和挑担子挎篮子卖货的,还有不同的收费标准。承德地区,个体户每月交纳交通占路管理费4.5元、市容管理费4.5元、卫生管理费4.5元、地皮费每平方米每天8分。沧州市个体户要向街道交纯收入的40%,知青摊点也必须每月向街道交款10至15元。私营经营者段永芬遭遇则更惨。她加工成衣销售,扣除税金和市场管理费,获纯利1855元。为此,河北丰南县纪检会向法院提出起诉,法院将其逮捕,以投机倒把罪判刑一年,没收全部利润和一台12英寸黑白电视机、一块手表以及77件还未卖出的成衣。河南省一社员持公社证明出售花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见挣钱多了,罚款1300元。人民日报年初也有报道《批发橘子须搭配100斤芋头:济南市个体户经营困难重重 要求按新宪法保护个体经济》:有些批发部门在国营和集体商店进货时不搞搭配,对个体经营者实行搭配。市场上芋头、菱角等销不出去,橘子、苹果供不应求。批发店对个体户实行,100斤橘子捎带100斤芋头,不然拒绝批货……其次,个体户在经营上受到过多限制,他们拿着合法营业执照,却得不到正当保护。有些部门单纯从自己业务角度出发,干涉太多,动不动踢摊、收证、罚款。

当然,我们更应看到乐观的一面。比如,虽然舆论上仍然存在“适当发展个体经济会复辟资本主义”的争论,不过已有偏向支持发展个体经济的势头。人民日报说:应当抛弃“左”倾思潮下“弃农经商”的帽子。经济日报甚至做出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个体经济发展,是不会复辟资本主义的。”

即使一向以保守的银行,也开始愿意向个体户发放贷款,这是个积极的信号。人民银行湖南省各基层单位,发放350多万元贷款,帮助近两千家个体工商业户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长沙王晓莉的皮鞋店,因缺钱买原材料,银行贷款300元给予扶植。拿到贷款,她根据顾客需求专门加工商店买不到的异形鞋,产品畅销全国29个省,年营业额达2万余元。

再比如个体户入党和当选全国人大代表。3月15日,递交入党申请书三年之后,哈尔滨个体户白士明终于如愿以偿。这一天,各大报纸刊登了同一则新闻——《个体户白士明入党》。全国轰动。

小学二年级,白士明就体会到“个体户”的不易。西哈努克亲王到哈尔滨访问,白士明所在班级被选为迎接的花束队。白衬衣、蓝裤子、白球鞋和红领巾,是花束队必需的装束。当时白士明家,生活捉襟见肘。这种情况下,他的母亲还是坚持给自己孩子添置了一身衣服。白士明穿着新衣服到学校后,老师却告诉他,“你父亲是开照相馆的小业主,不能参加欢迎活动”。白士明一路哭着回了家。

文革中,白家照相馆被查封。他父亲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批斗、游街。临终前,他含着泪叮嘱白士明“一定要去国营单位工作”。可成年后,因成分问题,找不到工作的白士明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重新经营起父亲的“秀荣照相馆”,“那时候,我说自己是生活在地平线以下的人。”

1983年左右,白士明经营的个体照相馆。

1980年,白士明接到通知,“王化市长成要见他”。王市长告诉白士明:“个体户是光荣的。只要好好干,一样可以入团,一样可以入党,一样可以当先进。”这次谈话之后,白士明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交到道外区人事办事处。在当时,整个中国都还没有个体户入党的先例,办事处接到白士明的申请,上报到区委,逐级上报。1983年,经过中组部调查后,白士明才被特批加入中国共产党。

3月下旬,继入党后,白士明作为两名个体劳动者之一,被指定为私营企业的第一批代表,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7年,白士明没有当选省人大代表。一年后,他参加哈尔滨市工商局与私营企业、个协的联欢会,电视上回放着往届人大召开的场景。白士明沉默不语,中途退场,回家后心脏病发作,次日凌晨去世。去世前,白士明已有500万资产,是哈尔滨著名的民营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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