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登山鞋厂”事件是杀气腾腾的1982年，沉重的一个榜样。前年那封“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的信，只是个危险的信号。这年，任仲夷再一次面临着仕途的考验。2月11日至13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讨论如何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紧急通知》，进一步开展打击经济领域中违法犯罪活动的斗争。任仲夷被通知到北京汇报贯彻情况，按要求作了平生唯一一份检讨，还收到附在反走私红头文件后面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3月1日，中共中央转发会议纪要。3月8日，根据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需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13日，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决定》尖锐指出：经济领域的各种犯罪活动，远比1952年“三反”时严重。这种背景下，1982年成为1981至1986年这一阶段中，特区最为艰难的一年。就在一年前，整个特区还在任仲夷说的“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的方针下，激情澎湃地促进经济。可到了来年初，一场骤雨式的反走私活动席卷特区。和以往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一样，反走私的意义更多地不是经济层面上的制裁，而是政治层面上的波动。同样，因为中国的改革是以上层建筑的力量在推动下层的经济基础，所以任何意识形态里的波澜都会反作用于这场经济的变革。社会上出现“深圳除了罗湖桥、文锦渡海关还挂着五星红旗外，已经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论调，有人悲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下子又回到解放前”。政治形势不仅来得突然，而且还十分严峻。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大家心情凝重，心里茫然。连平时把“别理那些，你们该怎么就怎么干，有问题我负责”挂在嘴上的梁湘，也常陷入沉思。关键时刻，还是任仲夷用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智慧力挽狂澜。2月2日、18日以及3月6日，任仲夷三次以正式调查研究和治牙名义去了深圳。他在宾馆跟梁湘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十点，之后梁湘如释重负。
|www.aihuau.com|11982年，任仲夷陪同小平同志在广州考察正是有了任仲夷旗帜鲜明的支持，梁湘才不至于落得乐清县领导班子集体免职的下场。当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私营经济遭遇寒流时，广东的势头算不上大好，却也不是太差。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所以，依然有上千名来自各地的打工妹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来到了陌生的广东，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穷困所迫，她们看到广东带来的挣钱机会，政策上的“反走私”，因此总是离她们很遥远。日后打破中国内地一直以男性登录富豪榜榜首格局的女首富张茵，也在此时回到了广东深圳。张茵祖籍山东，但是生于广东韶关，长于黑龙江省鸡西市。父母皆为转业军人的她，在文革吃了不少苦头。家境不佳，又有七个弟妹，除了帮助母亲操持家务，照顾弟妹，她每天坚持步行十里去上学。1982年，张茵举家迁居广东深圳，开始新的生活。在深圳，张茵获得学习财会的机会，之后进入工厂做工业会计，又在深圳信托的一个合资企业里做财务工作。那家公司业务包括面向香港的涉纸贸易，这给了她认识“外边世界”，日后成为中国首富的机会。 张茵回到了出生地广东。出生广东梅州的梁亮胜却不得不带着太太，和所在工厂的其他40多名青年工人前往香港，住进了只有四五平方米的“贫民窟”。梁亮胜的祖父祖母是印尼华侨，但父母生活在中国，都是国有企业的基层干部。作为老三届学生，梁亮胜上山下乡，靠着一盏煤油灯自学了大学课程。1970年，他招工到矿山，下井采矿，后有机会编印宣传刊物，成为文化局的摄影师。刚到香港，梁亮胜和太太只能挤睡沙发。那时，他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个楼花。即使条件艰苦，梁亮胜还是认为到香港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为了打工挣钱，而应该是增长知识。他抓紧一切机会，3年时间在香港系统学习了航运、英语、国际贸易和经济管理。有了管理知识，又掌握了一门外语，梁亮胜谋求事业上的突破。他通过“广交会”知道国内急需檀香木材，于是和国内外商家联系，结果赚了大约200万美元。这就是他的原始积累。其后，梁亮胜用了两年的时间只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做市场调查，第二是找合作者。他选定化妆品为突破口，找到一家日本公司合作，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丝宝公司。张茵与梁亮胜，无论进出广东，都因地域的变迁获得商机，而他们之所以有幸成为巨大财富的创造者，在于他们都进入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