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腾入海》1981:大风起于青萍之末(5)
“错杀”与“正名”交织,知青返城的疯狂,个体在宏大历史事件中的蜕变,遮住1981年的半边天。这一年,灰色的基调很重,但无论如何总有温暖的色彩,在观念的冲击中、转型的阵痛中,不断为某些“叛逆者”抹去“叛逆”的影子。中国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重新引入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的过程,在国有与民营不断变革、裂变的作用下,经济这盘棋盘最终盘活。而在苏南,最先盘活经济这盘棋的是“苏南模式”下的乡镇企业。那是一个民营经济的理念被引入,并萌生和逐渐成熟的阶段,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急速膨胀的奔腾年代。每一个历史节点,都会有明星涌现。人如是,企业如是,城市亦如是。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苏南的开弦弓村。他发现: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是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且加起来占到了人均总收入的一半。经过调查,费孝通写出了《三访江村》,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费孝通的观点被提到全国人大,引发激烈争议:苏南的乡村工业被指责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主管工业的副总理还责令国家有关部门专门调查。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新革命。革命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势必会受到观念、体制等等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阻挠。所以,并不是每个人迈向革命的脚步都那么义无反顾。但是,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尽管他的步伐稍显凌乱甚至踉跄。于是,人们跃跃欲试,却又左顾右盼。终究,苏南那些,几乎是一夜之间涌现出来,因陋就简的小作坊形成了所谓的“苏南模式”。每个时间点,都有先锋出现,出现得越早,其魄力与勇气就越大。在“苏南模式”成型并被放大的过程中,蒋锡培有意无意间走到了前台。这年,成绩出众的蒋锡培高考意外名落孙山。知道成绩后,他跑去太湖边坐了一夜。父母希望他复读,继续考大学。但性格好胜的蒋锡培觉得已无脸再面对昔日的老师。跟随二哥去杭州学修钟表,成为他寻找颜面的唯一道路。当时他的目标是能赚够5万,“回家造两间房子,剩余的放在银行里面存定期,每年吃利息,一年花销就差不多了。”不到一年时间,就赚到5万元钱,顺利实现当初定下的“最大目标”时,蒋锡培的自信和“野心”被激发了出来,一发不可收拾。|www.aihuau.com|1
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蒋锡培1981年,邱光和、李晓华与蒋锡培这些以个体经营为起点的民营企业家,在经历了不断挫折和无尽期的低质量生活后,终于开始了热血沸腾的创业历程。尽管如此,个体户在那时的人们心目中仍然没有地位,传统观念带来的阴影还笼罩着他们。民间和舆论的争议让他们承受着时代的阵痛,时刻胆战心惊。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介绍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的情况后说,此事有人赞赏,也有人提出疑问。争论的焦点是:“雇工算不算剥削”?“能不能跨队承包”?为此,《人民日报》开辟《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专栏开展讨论,历时3个月,至同年8月30日,发表21篇讨论文章。讨论中,有人引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的论断,“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也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 “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高层领导间也产生了争论和分歧,到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国政府在政策上才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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