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鲁迅《呐喊》1980:呐喊——中国个体户元年沉湎了几代的经商意识在刹那间全部被释放出来,一些人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章华妹领到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5个孩子的母亲刘桂仙开了北京第一家个体餐馆;以5块毛料和手表,郑秀康创办康奈;而“河南首富”乔金岭事业先扬后抑,最终自杀,原因至今不明;|www.aihuau.com|1科学家陈春先转型为企业家,过程虽颇不顺利,但在“一盘死水”的中关村掀起涟漪;沈阳第一家民营企业集团董事长刘希贵卖血养猪;刘永好四兄弟创业起步即遭打击;图书管理员张跃读到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原版,此书激励他日后辞去公职。孙中山先生说过:“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980年,一个划年代的拐点,正应了此话,似乎沉湎了几代的经商意识仿佛在一刹那间全部被激发出来。一些中国人重新审视生活的环境,并努力寻找出路。春节前一天,山西省潞城县石梁公社西坡底大队社员刘三则思前想后,写了一副对联:“林业政策暖人心,果实累累富家庭”,横批:“五果芬香”。六年前的除夕,刘三则写了副对联:“苹果梨树栽满院,一年净收二百元”,横批:“林茂钱丰”。不久,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刘三则的果树被没收了三分之二,他赌气写了对联:“树大根深长得旺,开花结果收不上”。新年第一天,邓小平在茶话会上指出,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这位伟大的领导人以政治家、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出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远景的历史性蓝图。1月,人民日报《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动地写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千万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能带领群众尽快地富起来呢?”2月,一家居然逃过文革浩劫,“侥幸”经营了二十年的夫妻客店成为《人民日报》报道的对象。报纸上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海淀区八里庄街东口路南有一家夫妻店——八里庄天义客店。客店是乔天民夫妻俩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办的,至今已坚持营业二十多年……夫妻小店开业二十多年来,以每月平均缴税十元计算,共交给国家三千多元的税款;按每天房客为五人次计算,一年是一千八百人次,二十多年间来住店的,就有四万六千多人次,这该为多少群众解决了无处投宿的困难啊!至于老乔一家,每月能有七、八十元收入,能供养孩子们念完中学,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样的客店有什么理由不许它存在呢?总之,鼓励个体户的新闻见于全国乃至世界诸多媒体。《人民日报》为长途贩运是否是“投机倒把”辩护:“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北京钱粮胡同的张素珍把三台缝纫机抬进拥挤的卧室,办起了一家私营西服缝纫店。美联社的记者报道说:“她在赚钱,也有点在创造中国经济史。”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个体理发店店主刘万春上了香港《大公报》的版面:北京个人商店受欢迎,服务态度良好,市民称便利。店主刘万春为了一位顾客,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这在以前的国营理发店是万万不可能的。刘万春1个月的工资据计算是15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厂一个3级工3个月的工资,或者相当于十三级局、处级干部1个月的工资。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为“三轮车又回到了北京”感叹不已:“中国的三轮车,在消失了十年之后,如今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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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上海市中心延安东路一家夫妻百货文化用品小店经济发展的浪潮,迎面扑打而来,让人心生迷茫,甚至不知所措。与人的心态相同,那些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混沌中探索发展。每一点变化都是细微的,引发变化的背景却是深刻的。夏天,一群经济学家聚集在北京,参加一个“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会上许多学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他们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