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978：光明的中国光明来自东方，中国从近乎癫狂的政治狂热中渐次醒来，贫穷犹如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一部分中国人开始了自己的解放：刚摘去“走资派”帽子的卢志民用100元筹建翻砂厂；日后的钢铁大王李海仓和日化大王陈凯旋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日化轻工业；吴仁宝成为改革模板；俞敏洪与顾雏军通过高考改变了人生；|www.aihuau.com|1胡成中在寒风中推销、孤儿牛根生进了养牛场；
因为父亲是右派，李如成未能随知青返城；而父亲右派平反，潘石屹转学到县城高中。1978年的新年前夕，一位路透社的记者在文章中写道：对于世界经济来说，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人们期望的恢复。大多数地方的通货膨胀仍然很高，这使商店物价上涨，造成了不安全的气氛，使人对未来缺乏信心。人们担心，世界可能回到停滞状态中，还会有更多的人失业……在论调如此悲观的国际环境中，1978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却共同发表社论《光明的中国》：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这是外界抛出的问题，也是内部试图回答的问题。光明从何而来？或许来自浩劫刚刚过去的晴朗心情。不过，什么能做、什么不能；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都还没有现成的答案。与此相对应的是，僵化强大的体制与理论体系，对试探性的问与答毫不感兴趣，只是不断地说“是”与“凡是”，延续着自己的统治力。1978年春，距离北京500多公里，山东一个偏僻的村落，一户农民被当成“资本主义暴发户”典型批斗，原因是村里除了这户农民外，其余各家都背井离乡，在外讨饭。 然而，中国的现状在外国评论家看来，实在差强人意。不管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意识形态专家，还是拿着放大镜的科学考察员，都对多年积贫后濒临崩溃的社会经济，丧气地摇头。据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估计，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如果人民的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证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呢？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