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对话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倾听高层智囊对纾解民生之困的真知灼见及相关对策 在经济学家群体中，要论针砭时弊谏真言，任玉岭可是出了名的。其最大特点是：认真了解民众诉求，倾听和传递群众呼声。 眼下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敏感而复杂的时期，包括通胀求治、内需之困在内的诸多难题，可谓头绪繁杂，一时何以破局？ 国务院参事以向总理直接建言、献策为职责，针对这些难题，又会有怎样的民生经济学解释及对策？不妨一听。 【对话选登】 朱敏：不可否认，当前仍然面临着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应当怎样看待通胀走势？ 任玉岭：通胀是新兴市场国家共同面临的新情况，现在中国的通胀也是在一定的国际背景下发生的。例如国际粮食价格攀升、石油价格增长都不可能不对中国产生影响。再说半个世纪以来整体物价一直都是上升的，经济在发展，人民收入在增加，如此情况下，物价是一定要上涨的，局部下降是暂时的。 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因为对一些资源的需求量大，所以往往进口什么，什么产品就涨价。在进行国际贸易谈判的时候，我们往往处于下风。现在世界人口在不断增加，气候异常，粮食减产，导致国内的价格上涨，这已是不可避免的必然走向。 朱敏：要让中国渡过通胀难关，此时政府的第一要务是什么？ 任玉岭：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是，在农产品、粮食、蔬菜、副食产品的价格控制方面，要有高度的警惕，要有有效的措施。因为中国广大民众的收入并不高。 我们推出个人所得税的时候，第一次是1,600元，三年后是2,000元，1,600元的时候可以纳税的人口占21%，2,000元时候可以纳税的人占20%左右，这说明绝大数的工薪阶层年收入在2.4万元以下。当今中国人均GDP达到4,000多美元，相比之下普通民众的收入是较低的。大陆没有像香港那样，GDP和工资增长保持统一速度。 在大多数人收入普遍不高的情况下，食品价格急速攀升，是会影响社会稳定的，因为这是一个民生的大问题。粮食、蔬菜、油盐酱醋、肉蛋奶等食品价格同汽车价格不一样，就全国来说，许多人还没有车，汽车怎么涨价都影响不了大局，但食品就不一样，这是人人需要的东西，它的价格上涨影响的是全社会。因此，要坚决抑制基本食品价格的增长。 朱敏：但是有关统计数字反映出的情况认为CPI是正常的，这和公众对食蔬类的价格预期有较大差异。对此有何看法和主张？ 任玉岭：我在家里是经常要去买粮买菜的，这两年我感受很深。当然，在控制食品蔬菜价格方面，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对抑制这方面的通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实际生活中，这方面的通胀远不像统计数字公布的那么低。当然现在统计的CPI，是一个多种商品的平均值，可能掩盖了食品、蔬菜价格上涨的严重性。 基于此，我认为很有必要对食品类的CPI建立单独的统计体系，对其单独核算、单独管理、单独公布。只有这样，才能使各级政府部门更及时地了解食品、蔬菜的通胀情况，才能增强抑制通胀的紧迫感，才能更好地运用调控政策。而不致因用平均CPI的数据麻痹人们的思想，误导高层的决策。 关注“硬币的另一面”
尽管在整体发展走势上，通胀疑云笼罩下的中国经济，依然有着诸多积极的因素，但这位国务院参事，显然更重视“硬币的另一面”。那就是现实当中，无可否认地面临着一些无法忽略、必须正视的问题，深刻地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 任玉岭认为，有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不容忽视：一是资源紧缺，二是内需不足。因而，节能减排，低碳发展，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这样做了，可以缓解资源紧缺，降低环境污染。” 这些结论绝非凭空而来。要知道，他向来注重用数据讲话，但却从不依赖于翻阅统计资料，他更相信自己的基层调查。从1998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以来，13年间他利用各种机会广泛调研；而在担任国务院参事至今9年当中，调研的机会就更多了。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在任玉岭看来，执政为民的政府，出台所有政策，都要力求符合客观实际，符合人民愿望。为此，任玉岭一年中有一多半时间在外地、在路上。每年最少要走访22个省市，有的甚至要去七八趟。正因如此，其种种建言或提案总能有真实而丰富的现实依据，更充分地让人信服。 早在2005年，媒体就曝出了“任玉岭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就在于他身上具备两大难能可贵之处：其一是敢于切重时弊讲真话，其二就是高度重视调查研究。根据广泛调研，他指出，为了不让那些阻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痼疾愈加严重，至少有“七个不能持久”和“八个必须转变”应纳入到转变发展方式中。 这“七个不能持久”是：依靠国外市场、产品外销为主不能持久；依靠农民工低工资、靠廉价劳动力参与国际竞争不能持久；产品技术落后、附加值太低不能持久；对国外技术依赖度过大、自主品牌过少不能持久；粗放经营、高消耗、低产出不能持久；二氧化碳排放过高、耗能过大不能持久；污染环境、损坏生态严重不能持久。 而“八个必须转变”，则是：中西部发展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过大必须转变；农村一家一户经营模式落后，城乡差距严重必须转变；城市化推进不力，城市分化率过低必须转变；劳动分配比重过低，基尼系数过大必须转变；服务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必须转变；社会保障滞后，公共服务不公必须转变；民生问题突出，住房、教育、医疗服务同民众收入脱节必须转变；对文化发展重视不足，道德文化问题较多必须转变。 那么，收入差距过大、城乡差距过大等问题应摆在什么样的位置，又该怎样去转变？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内需困局之所以如此突出，实际上与收入差距过大和城乡差距过大有直接关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外需衰退情况下，就一定要开拓和依靠国内市场。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这么多人都有了较好的消费能力，我们今后的发展就会大有希望。从这点讲，调动内需才是发展的最大战略。” 对于如何把内需调动起来，任玉岭有着自己的认识：“关键要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也就是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提高普通民众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收入。” 调动内需的指望，他放在缩小上述三大差距上，这是基于掌握大量实情提出的。“贫富差距拉大，不仅内需增长困难，而且造成很多低收入阶层生活压力逐渐加大，甚至会引发社会的不稳和动荡”。 驳斥房地产谬论 任玉岭的通胀疗法，并非治标不治本。正如他一针见血指出的：“房地产的高通胀，是这次通胀的总根子，充当了通胀的牵引机、助推器！”他深知，如今房地产在中国已成为一个纠结各方利益的重大问题，其深层次矛盾可谓错综复杂。直面既得利益的阻力，实在需要太大的勇气、太多的谋略。 因此他极度反对一些既得利益者的枪手言论，例如，以“市场决定一切”为由，指望“房价还会再涨几十倍”，以及“中国房地产就是要暴利”，“就是要为富人服务”等说法。在他看来，这是严重违背国情、与中央“住有所居”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至于“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没必要马上买房住”等言论，则被任玉岭视作“转嫁矛盾，掩人耳目”。他做过调查，“刚毕业的大学生没有马上买房住，城市里的孩子大多数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家在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很多是几人租一套房，或几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北京一些房东把一间房隔成好几间，就是给他们租住的。高房价不是这些刚毕业的年轻人推高的，这样的转嫁言论是不公平的，很谎谬的。” 而针对某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所说“上海是全世界的上海，上海的房价应该和国际接轨，不应该以承受能力为标准”、“80后男孩子如果买不起房子，80后女孩子可以嫁给40岁的男人。80后的男人可以40岁再娶20岁的女孩子也是不错的选择”，任玉岭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何等的奇谈怪论！” “房地产改革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了！社会上很多维护房地产高价的谬论，都是既得利者的观点，大家不要一听到舆论就相信，有的舆论用词是在刻意阻碍和打击改革的步伐，一定要警惕！”说到这里，这位75岁的智者拍案而起。 那么，形形色色的房价谬论是否意味着：当今社会，一些知识分子也被既得利益化了，不像鲁迅那个时代敢于直面社会的黑暗，已很少有主流的声音敢于同既得利益者博弈了？ 任玉岭认为“也不尽然”。在他看来，这方面的博弈依然很激烈。“代表民众利益的声音还是有的，要不然中央为什么还在不断出台政策加紧推进棚户区改造和廉租房建设呢？现在的问题是在房地产方面，既得利益者利大钱多、用钱说话，替钱说话、为钱说话的人的确大有人在。真的把这个领域搞得乱象丛生、混混沌沌了！” 他进而指出，要解决好“住有所居”，还是要从理论上解决住房属性问题。倘若按照“执政为民”的宗旨来考虑的话，住房问题应该有其公益性质和政治意义。 “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按孙中山的说法，凡是和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都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从革命时期到建国初期，从改革开放直至现在，一直都是高度重视民生的，此中也包括住房。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地努力着。”任玉岭悠悠讲道。 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证说明了这点：“我是1960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应该说我们的年轻时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那时候的口号是‘先治坡，后制窝’，‘先生产，后生活’。尽管如此，我参加工作后，无论在大学、工厂、科学院、部委，每走到一个地方，在安排我工作的同时，都是一并安排住房的。开始住集体宿舍，结婚生孩子后，单位总是给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的??” 常言说“安居才能乐业”、“有恒居者方能心有恒”。他认为，国家重视住有所居，不仅是解决民生问题、维护社会安定的需要，同样是保障人们更好学习、更好工作，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需要，同时也是科学创新、人才培养、生产发展的需要。 呼吁房价理性回归 既然房地产的高通胀是这次通胀的总根子，那么，中国的“住有所居”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更好解决？ 任玉岭就此表示，更重要的，是要实是求是地看待当今住房面临的问题，要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推进住房的再改革，解决房地产领域内的种种乱象，并通过深入调研，仔细研究，搞好国家对住房问题的顶层设计。 从而他特别指出，政府和企业要端正住房建设的服务方向，住房作为一项公益性事业，要真正满足实际需求一族的要求。 “我们做一做调查，就可以发现很多房子卖给了投机需求、投资需求、权贵阶层、海外热钱。我在澳大利亚考察时，先后为我服务的10个司机与导游中有9个都在中国买了房，有的买了三四套。这样的问题不解决，我们的真实需求就很难进入到购买住房的行列。我特别要说的是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农民工数以亿计，为城市发展做了巨大贡献，难道这些人就不应该在城市安居吗？”任玉岭诘问道。 他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我家20多年前的一个保姆，在京30来年了，当初没结婚，现在儿子都20岁了，仍然住在城乡结合部，而且越住越远，已经到了清河，至今还在中关村上班。这种情况，我们政府对得起他们吗？前几日，我在小区门口遇见几个环卫工人，他们夫妻都在北京工作，但却长年不能生活在一起??” 因此，任玉岭极力主张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廉租房，一定要对农民工开放。与此同时，他还主张通过预付款或集资的方式，把有真实需求住房人的资金集中起来，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总量，以解决国家投入的困难。 在运作方式上，他建议学习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等地的做法，指定国有资本的房地产公司，专门运作保障性住房建设，这样的房地产公司，以国家资产为抵押，向银行贷款，在不盈利或限盈利的前提下，专注居民保障住房的兴建，这样既可降低成本，又可解决资金不足的难题。 据任玉岭揭露，现在住房建设并不很贵，根据多方调查，住房的建设成本也就是每平米2,000元多一点。全国各地建材成本和建筑工人的工资并没有特大差别。2007年，他在浙江苍南县看到一个28万平方米的小区，房子很漂亮，售价仅有630元（不含土地费）/平方米。房价之所以低，就是采取了先设计、先估价，后招标的建设办法，并且给建筑商留足了利润空间。据那个建筑公司老板介绍，每平方米他们有27元到28元的利润，28万平方米建下来，也有较好的收入，公司可以顺利运转。任玉岭认为，住房建设的管理与改革，一定要坚持这样的道路和方向。 在他看来，现在住房的高价和实际需求住房的难解决，关键还在地方政府在土地供应上不肯下功夫。一是不愿把土地拿出来供保障性住房，二是不愿意降低财政对土地收费的依赖，不肯向保障性住房提供廉价的地皮。说穿了，是某些城市并不想真正为广大的实际需求者解决住房问题。 在土地供应方面，2007年的一个文件中已有规定，70%的土地用于保障性住房，30%的土地用于商业住房，我们应该严守这条界线。要认真处理好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给问题。 中国是人口大国，土地资源相对紧缺，而且在18亿亩农田红线必须确保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保障性住房的土地供给问题，应纳入住房建设与管理再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顶层设计。保障性住房用地只要不无限加价，将其作为公益性需求，按照特事特办原则，实行保障性住房的特价供应，我们的住房难题就一定能解决。 20世纪80年代末，任玉岭前往广西北海就任副市长。90年代初，北海的房地产价格一路高歌，当地房地产公司一时占了中国总量的一半，后来随着房价一落千丈，八九年间经济一蹶不振，这使他对经济泡沫的形成、发展与破裂的全过程及其严重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因此，当他听到人们对目前中央出台“新国八条”、北京推出限购“十五条”的调控预期并不看好时，坚决认为“有些城市的房价不能再涨了，继续下去真正会形成泡沫”。 任玉岭的观点听上去似乎有点朴素：“现在许多地方的房价远远高出了当地大多数人的购买能力。有的已成为天价了。房价绝不能这样无限制地上升了”，但他又信心满怀：“现在中央下了较大的决心，建设保障性住房、廉租房，步伐是肯定要加大的，是想尽一切办法向前推进的，我相信中央对此绝对不会动摇。” “经过一段时间，当真正的实际需求群体能够做到住有所居的时候，商品房的价格肯定会降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任玉岭斩钉截铁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