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作为一个记者，罗昌平本来的工作应该是采访和写作，但是现在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新闻当事人，明显是不符合职业规范的。罗昌平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我并不提倡媒体人当举报人，这是很无奈的举动。个人行为和职务行为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不是职业新闻人应该采取的方式。” 就罗昌平微博反腐一事来说，争议之处或在于，作为一个职业记者，他是否应该直接参与到现实的反腐斗争，并借助互联网使其成为一场公共事件？ 这个疑问的实质是记者应该如何履行职业角色的问题，恰恰也是西方新闻界长期争论并且至今仍在探讨的一个话题。其重要性在于，新闻记者对职业角色的认知，不仅可能决定新闻报道的风格与内涵，也会影响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 从西方新闻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大致有两条脉络是比较清晰的。一种职业角色模式是中立者模式，认为记者应该保持“中立性”，其职责在于反映现实，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只需提供全面和充分的信息，公众自可凭理智判断。另外一类职业角色模式是倡导者模式，希望记者能够积极参与实际政治的程序，鼓吹一种理想或目的，以便负起对社会的责任，而不纯粹以做个旁观者为满足。 近年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也不时能看到有关记者职业角色的争论。早前，对于央视主持人柴静从业风格的讨论，便引发了对于记者与主持人角色的争辩。南方都市报前记者纪许光微博举报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更是引发一场圈外人叫好、圈内人摇头的奇观。 中国新闻行业对于基本问题无共识 受制于历史和体制的局限，当下的中国新闻从业者实际在很多新闻的基本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说这是一个四分五裂的职业群体并不为过。这一系列对于职业角色的讨论其实有助于新闻界廓清一些混沌的认识，逐步走向新闻职业共同体。但一个重要的问题随之而来，讨论的标准或是前提应该从何而来？ 与英美新闻文化略有不同，中国的新闻文化实际具有较强的倡导性。这种倡导新闻业往往以具有明确的价值理念和取向为特征，并且力图在新闻报道中体现它和推进它。这一特点在中国的调查记者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当代调查记者往往都倾向于扩大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社会意义，尽管同时感到政治与商业压力，他们仍然倾向于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观点注入他们的工作。 中国学者芮必峰曾用“侠”与“士”来对调查记者进行了一个粗疏的分类。如果把一部分新闻从业者身上表现的“精英意识”与中国的“士”文化联系在一起，另一部分人身上的“英雄情结”自然就和“侠”文化联系在一起。士也好，侠也罢，调查记者们以天下为己任，着力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举动并不罕见。 或许，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证据确凿的基础上，罗昌平甚至有些狂妄地想以身试探新政的反腐决心”。他并不孤独。就在调查记者圈子里，王克勤、孙春龙、邓飞等人在从业之余大力推动中国公益活动的开展，利用各自的影响力造福人群；也有一些在职或去职的调查记者同样在微博上举报贪腐官员，如纪许光、李建军、李微敖等人。 严格来说，这些调查记者的职业行为都不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但需要指出的是，新闻专业主义原本是在西方社会情境下孕育而生的一套职业规范体系，具有强烈的“地方性知识”的色彩。它不仅是一组实际的做法，比如以第三人称语气报道、引述当事人的话、不采取立场、事实与意见分离、平衡报道等；也是一套指引新闻从业者的价值观念，从客观中立的观点来看，新闻传媒应该将信息传送给公众，扮演一个中立的信息传送者角色。 即使在西方新闻界，英美模式和欧洲模式也具有相当明显的差异。大量对世界各国新闻从业者职业角色认知状况的研究就表明，尽管媒介为公共服务的定位在各国新闻从业者中间没有太多的分歧，但是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会导致记者产生不同的角色认知，比如在一些传统上认为精英记者属于知识阶层的欧洲国家就更为赞赏倡导者的职业角色。 甚至是在新闻专业主义的发源地美国，对于主导新闻范式的挑战也在各种不同历史阶段发展出来，比如新新闻主义、公共新闻学等。这些方向所希望倡导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抽离的、缺乏价值卷入的，与读者隔膜的新闻业。在这种倡导式的观点看来，尽管新闻仍然存在于社会过程当中，但新闻记者必须扮演一个更加能动的、具有创造性的角色。
还要注意的是，调查性报道之所以能在西方社会产生力量，正是因为能够引起民众共鸣，成为一种“义愤填膺的新闻学”，通过报道政治腐败等实践，来形成公众的道德性，调查记者则被认为是“良心的守护者”。 由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及其效果也会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同。它一方面可以用来对抗专制主义，即来自权力、资本等各式钳制新闻生产的外部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为调查记者提供了一个保护伞，以免民粹主义、精英主义等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对新闻生产施加不当的影响，造成更大的社会分裂和创伤。 也就是说，中国新闻从业者在践行新闻专业主义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全盘接受西式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在一个相对独特的政治生态和舆论环境下，这种倡导式的新闻专业文化或许才是孕育新闻专业主义的中国土壤。 新闻业角色需要重构 如果说得更明白一些的话，笔者想要表达的观点是，在讨论罗昌平实名举报是否合乎职业规范时，必须考虑到本土情境的问题。在他举报刘铁男之前，围绕刘铁男的问题已经有过三轮实名举报和一次媒体报道，但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直到他的微博实名举报成为压垮刘铁男的最后那根稻草。否则，刘的落马或许还要推迟时日。此前《财经》杂志的两篇报道收效甚微，对一个调查记者来说，不啻于职业生涯的挫败，但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按照罗昌平的说法，他通过微博实名举报有两个目的：“一是试探高层反腐的决心，二是拓展媒体传播的方式。”“传统媒体能做的越来越有限，新媒体提供了一个可能。”诚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新媒体兴起后，媒体的边界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新闻人共同面临的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普通公众打破新闻业的信息生产的垄断地位提供了可能，对于自诩为一门专业的新闻业来说，究竟应该如何保持这种专业地位？ 笔者曾在另外一篇文章里提出，应将互联网时代的新闻工作视为一种文化权威，它原本来源于新闻记者在文化生产场域中所处的专家位置。但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正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记者职业的合法性受到了博客、UGC等各种形式的挑战，以至于何为好的新闻业、如何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 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业的角色、常规、认同都需要重构，新媒体技术的冲击仍待一一展现。微博之所以在此次实名举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在于它使整件事情完全公开化，对举报人自身形成了保护层。微博所引起的关注和转发，又带来了大量的社会关注和舆论，集聚了可见的公共舆论。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些效果是传统媒体刊发报道无法实现的。 罗昌平非常注意整个过程中的规范，这大概也就是举报能够获得大多数同行和公众赞许的原因。从罗昌平所描述的举报过程来看，他所设计的步骤体现出一位优秀调查记者的素质和能力：缜密的思维、严谨的推理、扎实的证据……与大量普通公众的举报相比，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这无形中增强了外界对新闻记者社会功能的认可，重塑了职业权威。同时，还可为大量公民记者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示范。但这样的样本却过于稀缺，更多的案例却显示出传统新闻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衰落。 从近期的各种访谈来看，罗昌平并没有借助这次微博反腐成功，就自大地将所有功劳揽于一身。他在访谈中承认，他的微博只是一根稻草，利用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取得了不错的结果，但成功不可复制。此前也有调查记者高调微博反腐，最后却弄得一地鸡毛，引来同行纷纷杯葛。两相比较，其中颇有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