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记忆：在大学毕业后一直在犹豫，是回小县城安安稳稳地过一生，还是破釜沉舟去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开创不一样的未来。而我们的父辈们当时无疑是反对后者的，他们安稳平静的经历无法接受孩子挤过独木桥、手握高等学府文凭后，却要选择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但父母并不能阻拦住年轻的心，于是只能成为牵住风筝的线，而孩子们则奔向了一个个漂泊梦，如此，北漂、沪漂等漂泊的群体就出现了。 然而，时光荏苒，昨是今非，时至今日事态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很多漂泊在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在拿着高薪、享受着大城市便捷的同时，却在犹豫，要不要离开这里去小地方寻找一个安稳平静的未来？这些人既有70后、80后等在一线城市打拼了很多年的追梦者前辈，也不乏刚刚拿到博士、硕士文凭的高材生。而那些留下的漂泊者们也并非全部清心寡欲，其中不乏那些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制约，而只能让自己坚守在一线城市中的人们，而他们则永远只能怀揣一个逃离梦?? 短短的10余年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这些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出了问题？还是城市出了问题？抑或，我们在斗转星移中，对青春有了新的诠释？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表示，“这都是房价闹的，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中国人讲究‘安居乐业’，没有房子他只能选择离开。” 别无选择的逃离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市暂住人口825.8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60万人。而这仅仅只是登记在册的。这是北京市有分区县数据以来，暂住人口出现的首次下降。 河北户籍的王峰，今年40岁，而他已经离开北京3年。“我是学工程的，2000年从老家辞职就直接来了北京，当时有一个非常绚烂的梦想，希望能在北京大显身手。其实，来了之后除了辛苦，其他还是很顺利的。当时北京的机会非常多，我进入了文化行业，并通过努力走上了管理岗位。2003年底，我在卢沟桥买了房子，一切都算很顺利。当时我的工资也就6,000来块钱，但房价才3,000元出头，所以我养房子、养家都不成问题，而且当时的生活成本非常低，两个人出去吃顿饭，花100元都能吃得挺好，一般二三十元就能解决。当时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公司里工资最低的也能有1,800、2,000，按照当时的房价、物价来说，每个人都能生活，区别就是好点或次点，差距不会太大。”王峰介绍。 然而5年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房价戏剧性地狂涨，最主要是生活成本也在直线飙升，翻番再翻番，而我们的工资最多就是个翻番，北京生活的性价比明显在下降。我的同学们在二三线城市奋斗，工资只比我低一两千，可人家生活成本低，有车有房，生活非常惬意。”而真正让王峰决定离开北京回河北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他的爱人2009年怀孕了，而产检的成本、生孩子的成本、保姆的成本，最主要是将来孩子的就学问题都成了这个家庭需要考虑的问题。最终，王峰决定将北京的房子出租，然后带爱人回老家发展。“其实回来后也挺好的，收入基本没有变化，但开销少了一半不止，最主要是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缩减了80%，而家人也能帮我们带孩子，总体来说，比北京的生活要悠闲很多，品质也提升了不少。” 与王峰相比，同样没有北京户口的杨新农则有不同的选择。杨新农199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进入文化行业，“当时我的收入只有500元，但我每个月还能攒200元呢。”杨新农笑称，“房租100元（平房），生活费200元，过得还挺滋润的呢。” 杨新农介绍，“但后来就越来越不滋润了。最早年龄小，没有买房子的念头，后来因为我生孩子早，就脱产自己在家带孩子，因为老公一个人工作，就总觉得钱不够，怕贷款还不上。其实还是自己没眼光，早买早踏实了，当初真要买了，贷款估计早还差不多了。就这么一年一年，眼看着房价涨起来，越来越买不起，到现在，北京的房子已成了天价，首付都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房子离杨新农越来越远，但长期租房子住也并非是一个长远的办法。“老搬家，孩子都问我，‘妈妈，咱家到底在哪里啊！’我想想都心酸，并且北京的房租也越来越贵，租个稍微方便孩子上学的地方，就得我一个人的工资，压力越来越大。”
“我忽然觉得我需要一个自己的房子！”杨新农越来越激动地说，“这是我那个阶段最强烈的愿望，我不想再搬家，不想再因为房租涨价而与房东掰哧，不想孩子再转学??我就想要一个自己的家。我是一个母亲，我不想颠沛流离的生活再去影响孩子的学业与未来。可是，钱呢？好几百万啊！我们俩努力工作了10几年，省吃俭用，结果所有的存款也就几十万，够干啥的？我老公是重庆的，他提出去重庆买房，但我经过多方咨询，锁定了燕郊。” 距离北京天安门直线距离30公里的燕郊仅仅与北京通州一河之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镇在河北的经济发展中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过去的燕郊，人口不过3万，财政收入0.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只有1.8亿元，国民生产总值（GDP）只有2.5亿元。如今的燕郊，常住人口40万，三河市每年40亿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燕郊。 “我选燕郊并没考虑别的，只是为了孩子，因为在燕郊买了房子后，户口可以跟过来，这样孩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燕郊的教育了，不像在北京，孩子一直没有归属感，学校里，‘北京的’和‘外地的’这两个立场鲜明的名词一直横在孩子们的中间，而不断地搬家，让孩子的心理逐渐也笼罩了自卑的阴影。现在在燕郊，我们也有户口，而且因为燕郊紧邻北京，在教育、文化、整体素质等各方面与北京的差距并不大，孩子还是等于生活在北京，这样学习到的社会知识多，眼界也宽，将来也更能适应社会。”杨新农说，“其实，我觉得，‘北京人’与‘外地人’的区别一直存在，限购限的是谁？还不是我们这些没有北京户口的人，车不让我们买，房不让我们买，5年连续社保的限制的确把我限制住了，我在北京奉献了18年的青春，还真没有5年的连续社保，中间有间断，现在市场上的公司，只要不是国有企业，有多少人能稳定到5年不换工作？不过，即使让我有资格买房，我也是看得起买不起。这就是现实。我真弄不明白，这个城市是希望我们留呢，还是希望我们走呢？” 后来，杨新农才告诉《中国新时代》记者，“除了孩子，我其实还是考虑了自己的养老问题。我一直在北京上班，在北京上社保，但我的户口在老家。我咨询过，退休后，我们都要在户口所在地享受养老，社保都要转回去的。但我们老家从事社保的人告诉我，对于跨省市转移，只能转移个人帐户部分，不能将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一起取走，而且地方接收还有很多问题。我非常担忧自己交了一辈子的社保，就因为户口限制而在享受时出现问题。现在我转成燕郊户口后，已经在办理社保转移了，等转移完成，我就直接可以在燕郊上社保，也能在燕郊享受。这样看来，在燕郊买房子其实还是比北京划算得多，除了价格相差很多外，其他的连带收益也不错，不然，退休后，在北京生活，回老家领工资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何况老家的标准要比北京低，而我在老家领北京花，晚年的窘迫也能想象到。” 相对于杨新农的10年征战，曾在北京的清华同方工作了好几年的庞红则显得更干脆，在北京的那几年，庞红的工资始终没有超越5,000元大关，房子车子只能成为一个幻想。与很多人一样，当收入跨不过那个瓶颈时，大都会选择跳槽或深造。而庞红则选择了去韩国深造。2004年，她与丈夫于先生一同去韩国深造。5年后，通信博士毕业的于先生首先放弃了北京。庞红告诉《中国新时代》记者，“这是我们俩的决定，他的专业比我的好，学历比我高，很多单位都抛出了橄榄枝，但我们觉得，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不适合我们了。待遇看起来比小城市多几千，但物价太高了，房价更是吓人，我们俩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个像样的房子。所以我们最终选择了成都，听起来工资要少一点，但性价比要比北京高很多。我这才回来4年，已经买了车买了房，父母也都接过去了，一个女人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非要挤到北京去呢？我的目的是好好生活，而不是非要在北京才算是好好生活。” 事实上，最近两年，离开北京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干脆。尤其《逃离北上广》题材的丛书与视频出现后，掀起了一个是否该离开一线城市到二三线城市中放飞青春的话题。 《逃离北上广》之Ⅰ《北京太势利》中说道：“‘逃离北上广’早已不是新鲜事儿，尽管找不到所谓官方的统计数据，让这个群体大白于天下，但我们身边每天都有人打算或正在离开北京、上海、广州或者深圳。这不再是几个人的选择，也不是被炒作的潮流，而是一种需要，城市发展的需要、时代向前的需要，也是你寻求人生突围的需要。离开，只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 留下的人们 “我留下，因为我别无选择。”从事文化事业的胡女士表示，“我嫁了一个北京人，孩子有北京户口，而我无论多艰难都必须留下，因为我的孩子有权享受北京的教育资源、社会资源、社会福利，而这些都是我周围的同学、朋友渴望而不可及的。其实很多人都劝我放弃北京，我也不是没动心，可是想到孩子的教育就只能舍了。” 胡女士在2004年以不到10万元的首付按揭了一套房子，如今这套房子已价值将近400万，“很多同学都劝我把房子卖了回家创业，据说老家承包翻新一个宾馆也就200万的投入，而且还在市中心。大家之所以劝我就是觉得我生活的性价比太低了，将近4年没涨过一分工资，物价还在玩命涨。4年前，一斤牛肉10来块钱，现在将近30元，这是怎样的差距？而我周围的朋友中，几年不涨工资或涨幅低于一倍的人占大多数，大家口袋里的钱正在被洗劫。5年前，我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养家还贷款，而现在因为有了孩子，再加上生活成本的增加，我两个月的薪水才勉强够一个月的开销。” 最后，胡女士无奈地说，“但我不能走，我被孩子的北京户口绑架了。我的孩子将来可以享受北京户口的特殊通道，而不会像我一样被限购、户口所制约，更不会以‘外地人’这样一个特殊的存在而为北京的繁荣富强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所以，我一定不能走。” 事实上，留下的人除了胡女士这样被户口所绑架的人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低端人群，他们或是小商小贩，或是农民工，或是其他行业的从业者。他们在老家基本都有地有房，所以几乎未想过要在北京置业安家，只不过是想为子孙后代多赚点钱罢了。 “我老公、儿子、女儿都在北京，我们一家租了两套贵族公寓（设施齐全的自建简易房，多为临时建筑，用来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先干着吧，啥时候不想干了就回家。家里盖了个三层楼，空着也怪可惜的，这不是想趁身体好多赚点钱嘛，不然待着干啥？背井离乡的。”南四环外某超市门口路边理发的大姐告诉《中国新时代》记者，这位大姐每剪一个头3元，不管洗不管吹，只管单纯地剪发，“我4年没涨过价，反正也挺快就能剪一个，也不累，好的时候一天剪100多个，不好也要50多个，有时候不想干了，剪1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回家了。” 另一个水果摊的摊主告诉记者，“北京的钱还是要比老家好挣，我在小区门口卖水果，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能赚个万把块钱，媳妇边带孩子边看摊，我进货。”当问到北京的物价与房价上涨对他们有无影响时，他笑了，“有啥影响？房租涨了我也往水果里加点啊，横竖也不能赔了，房价跟我们没关系，老家都盖好了，迟早是要回去的，等父母年龄大了，地里的活干不动了，我就回去了。” 旁边一个摊主也笑着说，“我们是来挣钱的，没想着安家。” 小时工王大姐告诉《中国新时代》记者，“我现在边做保洁边照顾孩子，孩子在北京上学，她爸爸给人家开货车，等孩子考学的时候我就回去了，现在就是想给孩子赚点钱攒着，不然种地哪能供起大学生呢。我们村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挺多的，有的赚个几十万就回家盖房子过日子去了，有的盖好房子还出来，但不管咋样，等干不动了还是要回去的。这几年，到北京来干活的老乡越来越多，村里剩下的年轻人不多了，都出来挣钱了，上城里挣钱比种地来得快，现在农村人也都想开了。” 经济学家智强表示，“真正的富人不会受影响，而且还越来越多地在一线城市置业安家；真正的穷人也不会受影响，他们到一线城市的目的就是赚钱，成本涨了，他们卖的菜也就相应涨，房子他们基本就没考虑过要买，无论谁在这个城市，都需要吃菜吃水果，所以他们都能生存下来。而真正受影响的则是中产阶级，这个群体是最有创造力、最有创新性的一个群体，若生活成本再不断上涨，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会越来越多地向外迁徙，那么一线城市的两级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而城市的创造力也会受影响。” 那些中产阶级们 唐钧表示，“现在一些没有北京户口的年轻人离开北京，房价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以我居住的小区为例，国五条出来之前，一套120平米左右的房子也就300多万，但国五条出来后直接就奔着550万、600万去了，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么高的房价，普通工薪阶层怎么能承受得起？而现在的物价也有点失控，因为一个东西涨起来了，另外一些东西也会跟着涨，虽然我们的收入有所增长，但速度赶不上物价增长的速度。并且，收入的增长也并非全部增长，也只是一部分人增长了，而大多数人却没有增长。” 唐钧认为，“最近低端人群有被挤出北京的倾向，但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只是由所谓的高端人群构成。实际上被挤走的并非全部是外来人口，很多北京的低收入人群在地理位置上来说，也都被挤到四环五环外了。按照社会学的说法，城市的最中心应该是中央商务区，然后围绕着中央商务区应该是中低收入的人住的地方，而真正的有钱人则住在城外，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城市都是这样的模式，但中国恰好相反。其实在国外，城市规划团队中社会学家较多，因为城市首先是个社会；但在中国，城市只是个硬件设备，而对人的因素则考虑得非常少了。” “其实，当初东莞提出‘腾笼换鸟’来驱赶低水准的企业、低素质的劳动者时，我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你们这样子做会有问题的。’现在事实证明东莞衰落得非常厉害。”唐钧如是说。 当年东莞轰轰烈烈的“腾笼换鸟”经过持续三四年的折腾，使得曾经的中国制造龙头重镇风光不再，十几二十年积累起来的强大生产力如今已所剩无几。福布斯2012年一季度中国各城市GDP排行中，广东东莞以1,014.5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在全国93个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一。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世界金融危机冲击时，广东省提出了解放思想，腾笼换鸟双转移的产业升级政策，大规模转移“低端产业”和“低素质劳动者”，东莞发出了“撵人令”，大幅度提高了物业租金，打出了“欢迎新莞人回乡创业”的口号。而这一产业歧视性的驱赶，使得东莞的神话成为一个历史。 “不过北京与东莞不太一样，但我仍认为北京会给自己留下后患。比如年轻人在北京待不下去的话，北京的老龄化会更厉害；另一方面，技术性的创新并非只要几个大师级的人物就可以完成，而是需要一个群体，在年龄上也应该有一个延续性，那么缺少了年轻人，年龄、收入、知识、技术等处于中间层的群体则会出现断代。这个后果会很麻烦，会导致中国的中产阶级永远不会出现，中产阶级不出现的话，社会就会产生很多不稳定因素。”唐钧说，“一个城市，你不能光要求留住年轻人，留住能创造价值的人，这些人的到来，必定会带来老人和孩子。所以，想要留住人才，就要接受这些，要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经济学家智强则表示，“这其实就是中产阶级塌陷，中产阶级没了，两极分化就会越来越严重，最终社会构成就会成了倒‘丁’字型，很多穷人，很少的富人，但没有中产阶级。” 现在，王峰在犹豫要不要把北京的房子卖了，“房价现在这么高，这个房子我们一时半会也住不上，卖了的话净得几百万，这样我还可以投资做点别的，不过暂时还没有想好，万一以后还想杀回北京就还要用这个房子。其实，我们对北京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如果房价、物价不这么高，对老人孩子的福利能跟上，我们也可以考虑再杀回来。毕竟，北京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与精神享受，这是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的，即使今天我不在北京，我仍希望能有回到北京享受到与北京人同等福利政策的一天。” 《新恋爱时代》中的沈画只因为没有北京户口，所以备受磨砺，谁都知道那张薄薄的淡蓝纸可遇而不可求。然而，如果这些数目庞大的没有北京户口的外来漂泊者，能够在为北京的建设、北京的经济增砖添瓦的同时，享受到与北京户籍人员同等的福利政策、教育政策、物质待遇，那么北京想要留这些具有创造力的年轻人，并不是什么难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