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我们为什么这样开车：开车经济学》
设置呼叫中心的想法是为了反对道路上匿名制的泛滥，对抗这种体制所引发的一切不良行为。不过这也可以看出道路上存在的另一个问题：缺少反馈意见。前面讨论过，一些技术欠佳的司机，却不知道自己的技术如何。研究表明，如果被问到"我车开得如何？"人们的回复可能无视自己真正的驾驶记录，通常是朝自己竖起拇指，这一点不足为奇。 从美国到法国、新西兰进行了一项又一项调查，一组组的司机将自己和"普通司机"作比较时，其中的多数人都毫不含糊地称自己"好很多"。当然统计结果未必真实。就像喜剧《巨蟒》（Monty Python）中的一个速写："我们不是普通人！"心理学家们称此现象为"乐观偏差"［optimistic bias，或者是"超出一般人效应"（above-average effect）］，我们为何会这样认为，这还是个谜。可能和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时，我们希望自己更加优越，就像第一章提到的排队的人回头向后看，可以看到队伍后面那么多不幸的人，这样可以满足他们自己的优越感一样。或者这是一种精神支柱：面对驾驶我们要有信心，这可是我们做过的最危险的事。
不论是什么原因，有证据表明，我们虽然依靠自己改善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也要为此承担后果。通常投资者认为在选择股票时自己比普通投资者优秀，不过，对经济账户的研究显示，最积极的贸易商（可能是最自信的人）收获的回报最少。驾驶可能突出体现了这个"超出一般人效应"。另一方面，心理学家发现乐观偏差在我们可以控制的局面中显得更加强势：研究发现，如果问到司机们发生交通事故时他们的态度会怎样，他们的态度一般都比行人更加乐观。 "超出一般人效应"解释了对新交通安全措施抵制（起码初期是这样）的原因，从抵制系安全带到抵制打手机限制等。许多项统计显示，多数司机在无法继续驾驶而停车时会阅读手机短信。我们高估了别人对社会造成的危险，低估了自己造成的麻烦，似乎需要控制的是"别人"的行为，而不是我自己的行为；这种推理导致长期以来，在技术和人类的演化过程中，社会道德和交通法规之间存在差距。我们觉得对于需要更严格的法律的人们来说，应该制定出这样的法律。 研究表明，我们常高估自己，我们认为一些问题相对容易（比如驾驶），或者问题不那么复杂（比如很多东西放在一起的杂耍）。心理学家认为这是"乌比刚湖效应（Lake Wobegon）"-"这里的孩子都长得比其他地方的孩子漂亮"。如果谈论的是模棱两可的某种技能，这种效应就可以得到明显的体现。奥林匹克撑竿运动员清醒地知道自己比其他人跳得高多少，而对于司机来说，他不过从单位安全回到家，怎么去衡量他的表现呢？如果满分是10分，他能得到9.1分吗？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自己的驾驶能力自鸣得意，因为实际上我们不能做出任何准确判断。可能我们缺少的是"元认知"（metacognition），这是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和大卫·唐宁（David Dunning）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却意识不到这一点。"如果一个人对英文语法的规则知之不多，那么他就不大可能判断语法的正确与否（使用克鲁格和唐宁的实例）。同样，司机不可能完全认识到追尾的危险性，或者和其他人相比，驾驶规则不能恰当地评估司机面对的危险和驾驶中的表现。一项调查显示，驾驶测试中（只是一个反应实验），发挥不好的司机如果发生了车祸，他们不能很好地评估自己造成的后果，而在统计中善于把自己看做"好很多"（比如说认为自己更加安全）的司机。前面也提到，人们判断自己的驾驶技术好坏时，很容易忽视自己的驾驶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