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9年4月9日，在狱中生活了3年多后，50岁的顾雏军迎来了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结果：10年有期徒刑，680万元的罚款,罪名是: 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 至此，顾雏军与科龙的“恩怨情仇”终于了结。3年前，他入狱后不久，即把科龙之棒匆匆交予来自青岛的海信集团之手，后者迅速将科龙的LOGO上那个刀锋状的一撇去掉，换成桔红色的一点，2007年，海信更是将“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科龙彻底沦为海信旗下的子公司。 躲在海信后面的科龙的影子渐渐远离公众的视野，甚至有坊间传称，海信打算将科龙这个品牌拿掉，将科龙沦为海信的一个加工制造基地。无论如何，科龙的衰落已是不争的事实。 “可惜了，科龙。”2007年，在顾雏军“出事”后不久，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其少有的风格在专栏文章中发出这样的感叹。而知名学者、企业史研究专家吴晓波在其《大败局2》（2007年4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中也对科龙进行了总结：“从潘宁‘被迫”退休的1998年冬天算起，7年之间乾坤倒转，中国内地效益最好、最具现代气质的家电企业沦落为一家亏损累累、官司缠身的‘烂公司’。” 上个世纪90年代，周其仁教授曾与科龙的创始人潘宁有过交往之谊，在1997年的时候，公众眼中的科龙依然是一个相当耀眼的现代企业，当年营业收入34亿元，利润6.6亿元，获香港《亚洲货币》杂志评选“中国最佳管理公司”和“中国最佳投资者关系”的殊荣。 1999年初，时任罗兰·贝格中国区总裁的宋新宇博士发表文章，比较“海尔与科龙谁更优秀”。他指出，1997年海尔集团的营业额是108亿元，科龙集团才刚刚达到其一半（56亿），但海尔的赢利能力要比科龙弱得多：海尔1997年的利税总额仅为682亿元（相当于营业额6%），而科龙则是802亿元(14%）。在进一步比较两者的企业战略、管理、人才结构后他显得更推崇科龙电器。 但这样的企业为何在7年之间发生如此翻天地覆的变化？顾雏军究竟在此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吴晓波所著的《大败局2》中，他特别将科龙的遭遇作为案例。在这篇《科龙，一条被刻意猎杀的龙》中，他开篇即说：“科龙之兴衰，事关两个男主角：潘宁和顾雏军。”在文中，他把格林柯尔称作“抢食腐尸的兀鹰”，把顾雏军称为“最终将科龙送上了衰落的不归路”的“梦想家”。
顾雏军和科龙之间的结合，前后不到4年，而顾雏军离开科龙，也将近4年。回首顾雏军在科龙的“广东行”，我们无法用简单的对或错去定义，用成与败来总结。也许其中的故事远比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复杂得多，惊心动魄得多，但我们更关注的是，顾雏军这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对科龙、对他自己意味着什么，其中的关键性的转折，对其他企业家的种种启示。 逝者已矣，来者犹可追。今天，我们关注这样一个也许在未来注定像很多在公众眼中的企业家一样消隐的人物（10年之后，他已60岁了），但他对于广东科龙这个曾经耀眼的企业的深刻影响，这个企业对于他命运的深刻烙印将久久不会被挂掉。是他最终剪掉了这个受地方政府影响相当深厚的企业的体制脐带，让科龙的行动变得轻盈？还是他最终掏空了科龙这个身体虚弱的巨人，并给以重重的一击？假如他能在后期不进行如此疯狂的并购，是否科龙从此可以走上快车道，依然在国内家电企业的第一阵营中？如果不是他个性的张扬，也许就没有他的“广东行”，也许就不会有科龙成本的大幅度降低，竞争力增强，也就不会因为过度扩张而陷入更深的泥潭？ “是非成败皆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现在，科龙依然在，但江山几度易手。这个1984年创办的乡镇企业，在上个世纪90年代绽放出耀眼的光芒，在21世纪初便在自我“革命”与别人“革命”的震荡中飘摇前行。其中，顾雏军原本有机会成为科龙的“救星”，但这样的机会只是在顾雏军脑海中稍微闪现了一下，瞬间便被他更多疯狂的想法淹没了。等到他最终认识到科龙带给他的长远价值时，回头已晚。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至2001年，顾雏军该作何感想？可惜，这样的想法也只能在历史的倒影中感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