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世说新语》上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谓真名士！一句话便将魏晋文人的集体相极鲜明地勾勒出来。 无论文化史、哲学史还是文学史，都把魏晋作为觉醒的时代。现代学者刘大杰在《魏晋思想论》中分析说：“人类的生活有两方面。一方面是自然的，一方面是伦理的。自然的是个人的本性生活，伦理的是社会的道德生活……他们（魏晋文人）反对人生伦理化的违反本性，而要求那种人生自然化的解放生活”。 记者认为，魏晋文人的觉醒，与其说是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倒不如说是酒的觉醒。在浩如烟海的魏晋文献中，例如《世说新语》中把“痛饮酒”作为名士基本门槛的事情俯拾皆是。魏晋文人多隐于酒国。因为政局动荡，素怀济世之志的名士朝不保夕，抑郁不得志。现实的失利，让他们转而移情酒国醉乡，以酒消愁、以酒抗世、以酒晦迹。在酒国醉乡中，他们却收获了怡情、自由，以及更多。陶渊明在《孟府君传》中记讲述他外公孟嘉的一段故事，将魏晋文人的个中心思解得极为透彻：“（桓）温常问君（孟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这应当是“酒中趣”最早的文献记载。
记者定义魏晋为酒的觉醒时代理由，正是被文人广为传诵的这种“酒中趣”，最为典型的，主要集中于记者所总结的四个一：一首酒诗、一场论争、一种极致、一项策韬略。 一首酒诗：短歌行 论及酒文化，曹操的《短歌行》堪称一座丰碑。尤其是“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几句低沉的吟唱，表达了士子激昂的雄心。 把酒与人生相结合，并非曹操首创。《古诗十九首》中就有酒与生命关联的探索：“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只不过他探讨的重点在于如何实现养生与长寿。 曹操的《短歌行》对其进行了巧妙地升华，把酒与人生的关系推衍到哲学命题的高处。诗中的“杜康”，并非专指某一当时品牌，而是借古喻今，表达曹操希望完成像周公旦匡扶周室那样的济世政绩。然而帝王系的诗人群体中，曹操的诗风以情感深沉细腻著称，《短歌行》中的酒趣也大大超越了政治诗歌的范畴，诗人的哲思、孤寂、意气和志向，在酒中得到了极致发挥。我们不得不承认，曹操的酒趣代表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高度。 然而政治家的曹操却多次颁布禁酒令。曹操将周公《酒诰》的酒政精神奉为圭臬，并因此与孔融发生多次争论，不仅如此，甚至他对曹植“立”与“废”问题的矛盾纠结，也与曹植的以酒抗礼密不可分。 其实曹操本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酒之人。现实社会中，曹操无疑获得了成功，成为了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在酒国中，他却患上了严重的饮酒分裂症。裴注《三国志》引《曹瞒传》记载，曹操“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虽然好酒，但曹操又有一股沉郁豪放的英雄气，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流芳百世。据正史记载，曹操一生积极入世，且非常重视法治。青年时期初涉仕途，任洛阳北部尉，负责洛阳的社会治安。他曾专门做了十余根五色棒，无论达官显贵还是庶民百姓，“有犯禁，皆棒杀之”。京城的皇亲贵戚都忌惮他，费尽各种周折也奈何不得他，最后只好“共称荐之，迁为顿丘令”了事。曹操的这一案例，堪称社会维稳工作的标杆。 为了政治理想，他主张禁酒，此时，他是政治家曹操。当他饮酒时，阿瞒才回到了自己生命的本源状态，机敏豁达、纯真可爱。《短歌行》则把曹操和阿瞒两个灵魂完美地结合起来。 一场论争：酒赋 孔融是第一个深受曹操饮酒分裂症影响的人。孔融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因为“能让梨”家喻户晓，然而这位孔老兄却是一位十足的酒道中人。他曾经写诗直接描写他的嗜酒心切：“归家酒债多，门客粲几行。高谈惊四座，一夕倾千觞”。当曹操颁布禁酒令时，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反对，并写下著名的《与曹操论禁酒书》。 “公初当来，邦人咸舞踊跃，以望我后，亦即至止。酒禁施行，天垂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攻非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对。樊咐解厄鸿门，非豕肩匮酒，无以奋其怒。赵之厮养，东迎其王，非饮卮酒，无以激其气。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袁盎非醇醪之力，无以服其命。定国不酣饮一斛，无以决法令。故郦胜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屈原不糟，取困于楚。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政哉！” 言外之意是说，原本以为你曹阿瞒是酒道中人，所以我们对于你的到来欢欣鼓舞，不想你却施行禁酒法令，让我们好不痛快。自古以来，许多帝王和贤达是因为酒的助力才成就了丰功伟业，而屈原因为不饮酒，在楚国困窘不堪。由此可见，酒对于政治并无负面影响。 或许曹操考虑到孔融的社会影响，也或许顾虑到与孔融的旧交情（很有可能是铁杆酒友），曹操很耐心地回信解释，大致是根据《酒诰》的基本精神讲解夏商灭亡的原因，结合东汉末年的社会现状，劝说孔融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政治纲领。但孔融显然不买账，当即又写下《与曹操再论禁酒书》：“徐偃王行仁义而亡，今令不绝仁义；燕哙以让失社稷，今令不禁谦退；鲁因儒而损，今令不弃文学；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提出不应把政治失败的原因完全归罪于酒，言语之间开始谐谑无度。 至此，孔融与曹操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虽然二人在政见上有许多分歧，但都能求同存异，唯独在酒政上却显得水火不容。从此，曹操艰难地推行着他的禁酒法令，而孔融却在愤青路上越走越远。最终，忍无可忍的曹操还是把孔融杀了。因为孔融在吴国使者面前非议朝政，触犯了曹操的底线。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杀孔融的理由与酒毫无相关，而是“违天反道，败伦悖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参与这场争论的，除了曹操和孔融两位主角之外，还有曹植和王粲，但他们并未直接参与其中，而是间接表达他们的饮酒思想。例如曹植做《酒赋》，先声明说是因为杨雄的《酒赋》虽然“辞甚瑰玮”，却“戏而不雅”，他写作《酒赋》的目的，只不过是“粗究其终始”。在曹植的《酒赋》中，既看不出他对于饮酒的明确态度，也感觉不到他对饮酒的仇恨。而且结尾处不忘假借“矫俗先生”的口说出“若耽于觞酌，流情纵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或许这并非是曹植的心里话，但好酒的曹植在复杂凶险的政治斗争中，不得不做出一些明哲保身的抉择。 到曹丕执政时期，酒变成了彻底的政治牺牲品。曹丕认为“酒以成礼，过则败德，而流俗芳沈”，于是颁布《酒诲》，列举了东汉末年饮酒坏政的案例。他说，汉灵帝末年，朝政堕废，百官都沉湎于酒。荆州牧刘表更是滥饮无度，客人醉酒倒地，他就用锥刺人，检验人家是真醉还是装醉。袁绍大将刘松干脆一到三伏天就采用“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方法避暑。 然而虽然有严苛的法令，但在去伦理求自然的文人，却在以自己的方式阐释着其乐在酒趣的人生态度。从此，关于酒政的论争开始从法令体系转向行为领域。 一类韬晦：竹林七贤 放诞成为文人的一种性格，由来已久，但在竹林七贤处却达到了一个历史顶峰。《世说新语?任诞篇》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位名士常常到竹林之下聚会，肆意酣畅，当时人称“竹林七贤”。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如履薄冰，在酒国却赢得了心灵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所以后人在评价竹林七贤时，多喜欢用“放”和“达”两个字。 竹林七贤的带头大哥阮籍，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酣饮为常”。有《文士传》记载，晋文帝司马昭非常喜欢阮籍，“恒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阮籍想做东平太守，司马昭很高兴地批准了。阮籍到了东平之后，把府衙四周的墙壁全部拆掉，使内外的人可以相互看见，认为这样可以达到“教令清宁”。十多天后，阮籍骑着毛驴扬长而去，而司马昭却毫不生气。阮籍听说步兵衙门后厨有三百多石酒，于是又向司马昭谋求任步兵校尉，然后邀上刘伶，到步兵衙门终日酣饮。然而，当司马昭要为儿子司马炎说媒娶阮籍之女，阮籍连续大醉六十天，“不得言而止”。当司马炎要篡夺曹魏政权，逼迫魏帝禅让时，群臣推举阮籍撰写奏折。当群臣来到阮籍家中去奏折，却发现阮籍醉眠于案几之侧，只字未写。群臣追逼之下，他一气呵成，“无所改篡，辞甚清壮”。可见他早已打好腹稿，只是极不情愿而已。 《晋书》记载，阮籍“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然而如此洒脱稳健的人，他的生年却只有54岁。以嗜酒来处理政治生命与独立人格之间的矛盾平衡，阮籍做的很艺术，却很悲苦。他在游历楚汉争霸遗址时曾经感慨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他看不惯缺乏人格操守的政治家，曾经暗喻讽刺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杀父，禽兽之类也，杀母，禽兽之不若！”经常有权臣企图罗织罪名陷害阮籍，但阮籍每次都因为饮酒酣醉而获免。例如阮籍服丧期间在司马昭的宴会上吃肉喝酒。有权臣说，明公以孝治天下，阮籍却在重丧期间参加明公宴会，还肆无忌惮地喝酒吃肉。这等人应当流放海外，以正风教。司马昭立即打圆场说，如果身体有疾病，可以饮酒吃肉加以调养，这也是丧礼！阮籍却神情自若，吃喝不停。 相比之下，嵇康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倒霉蛋。《晋书?嵇康传》记载，嵇康虽然“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但却“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堪称中国式美男子的标杆人物。嵇康性情刚烈，不喜饮酒，不懂得以酒养晦的处世韬略，加上又是曹氏宗亲，所以他被处死也在意料之中。 竹林饮酒，是竹林七贤最为怀念的美好时光。后来，七位贤达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结局也各不相同，但大家却都很怀念那段生活。竹林七贤中最小的王戎，后来官至尚书令。一次，他路过一处酒垆，回头对随行的人说，当年我和阮籍、嵇康曾在此酣饮，竹林聚会的时候，也没想到今天这个样子。自阮、嵇二人夭亡后，我便被世务所羁绊。如今酒垆虽然近在眼前，我却感觉它很远，好像隔着山与河。 阮籍即是竹林七贤的带头大哥，他的人生也是他们饮酒风尚的缩影。当前许多企业把竹林七贤视作中国酒文化的楷模，记者认为这有失偏颇。饮酒本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然而竹林七贤的酒苦极悲极，这既不符合中国传统的酒文化精神，也不符合健康饮酒的养生理念。 一种极致：刘伶醉 似乎把任何所有关于嗜酒如命的词汇加起来来，都不足以形容刘伶在我国酒文化史上的高度。距离竹林七贤时代不远的六朝诗人沈约，用“酒性既深”来描绘他心中的刘伶。 正史关于刘伶的记载不多，流传下来的文章也只有一篇二百余字的《酒德颂》。据《晋书》记载，刘伶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但经常思考一些“网宇宙”和“齐万物”等一些大而无用的哲学命题。当代有学者戏言说，刘伶也是土木形骸，但不是嵇康不加修饰就很漂亮的那种，而是无论怎么修饰都漂亮不起来的那种。 然而所有记载刘伶的文字，都与饮酒有关。刘伶对家业漠不关心，经常赶着鹿车，携带一壶酒，带上荷锄的仆人，嘱咐说，我死了就把我就近埋了。妻子哭着劝他，“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把酒和酒器全部毁掉。刘伶说，戒酒是个好主意，但是我的自制能力很差，需要祷告鬼神以示庄重，请安排祭祀的酒肉。妻子听了很高兴，很快就把酒肉供于神前，让刘伶对着神仙发誓戒酒。不料刘伶却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拿起酒肉一顿狂吃狂喝，等他妻子明白过来，他已经喝得酣醉。刘伶酒后喜欢在屋内裸体行走，有人批评他有伤风化，他反讥道，我以天地为房屋，房屋为裤子，你钻我裤裆里来干什么？ 正史中的刘伶，既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鸿篇巨制，传世之作不过一篇二百多字的酒德颂：“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户牖，八荒为庭衢。行辙迹，居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行者操卮执瓢，动则挈榼提壶，为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缙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锋起。先生于是方捧罍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爾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见泰山之行，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之扰扰，如江汉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螟蛉” 与其他竹林七贤相似，刘伶嗜酒也与生存之道有关。有一次酒后与人发生口角，对方挽起衣袖要和他干架，他当即笑着服软说，我这鸡肋一样的身体，怎么能抵挡尊驾您的拳脚？所以，后人所了解的刘伶，不似其他文人以饮酒来表达志向、意趣和内心思想的强大，也不似常人的借酒冲大，而是为了追求“大而无用”的极致境界。刘伶最终也因为“无所用”而保全性命，寿终正寝。 山涛则是刘伶病酒无节制的典型反例。在竹林七贤中，山涛的酒量最大，但自制能力却非常强，从来都是适量而止。《晋书?山涛传》记载：山涛饮酒到八斗才会有醉意。晋文帝想试探他，先给了他八斗酒，之后再偷偷地往里加酒。结果山涛喝到八斗就停止不喝，任凭满朝君臣怎么劝酒，都不再多喝一口酒。 然而民间传奇中的刘伶却有着极为绚丽的光彩，甚至许多地方还声称保存着刘伶的遗址。例如江苏省江阴市区内保存着刘伶巷的地名，据说此处曾经有过刘伶宅、刘伶墓；浙江嘉兴据说也有刘伶墓，《嘉禾志》煞有其事地记载：“刘伶墓在嘉兴县西北二十七里”；河北徐水县城西，也称至今还保留着一座刘伶墓，属于省级文物。据说旁边还有一座刘伶亭，如今只剩下碑记，当地还有一座酒厂，名曰“刘伶醉”；山东枣庄峄城东，也有一座刘伶墓，又称“刘伶故台”，是峄城八景之一；安徽利辛、河南濮阳和山东临淄等地都称有刘伶墓；安徽阜阳的刘伶集、江苏淮安的刘伶台、山东泰安的刘伶村，以刘伶命名的地名更是数不胜数。 刘伶既不是彪炳史册的功勋人物，也不是著作等身的学者文豪，更不是富可敌国的明商巨贾，总之，我们看不到刘伶对于后人有任何可以立足现实的传承价值，然而他在民间的待遇却如此之高。由此可见，民间对于刘伶的偏好态度，反映出老百姓对于饮酒有着强烈的刚需。这种刚需具有超现实、甚至是超道德的意味在其中，只是通过对刘伶的怀念和敬仰酣畅淋漓地体现出来而已。 结语： 后人在饮酒时经常会联想到魏晋酒风，大概源自魏晋文人多数以酒为名的缘故。这一点，在正史和《世说新语》等传奇著作中有着大量的记载。从这些文献记载中，一条酒风演变路线清晰可见。从建安时期起，以酒明志和以酒抗礼就成了魏晋酒风的两条主线。然而我们比较建安和正始（竹林七贤所处时代）的酒风，从古朴苍劲到深沉细密，酒性渐深。在酒风演变的背后，是魏晋时期的思想觉醒的主流路径。魏晋之所以能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与酒的发酵和勾调工艺密不可分。 然而魏晋时期，饮酒、明志、养生与处世之间，文人的思想和行为之间总有不够融洽之处。到了陶渊明时期，这些问题渐渐得到融汇，下期记者将撰文专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