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原载<21世纪商业评论>2009年5月号)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在职业生涯中你都能看到这样的人：他们总是在抱怨自己所处的环境，总是在向人们证明，他们本来是如何优秀，如何善良，但无论他付出多少，他的利益相关者（上司、同事、朋友、配偶……）都在如何不公平的对待他，甚至有意地加害于他，他的周围总是小人得志，草包当道。
这些乐于以“受害者”身份示人的人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隐隐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无能的受害者：虽然他对自己的环境有无尽的牢骚、不满，但对自己的环境总是“不离不弃”，偶有“回头是岸”的念头，但总不见他有任何从当前的环境中抽身出来的迹象，在怨天尤人与蝇营狗苟的双重心态下打发时日，在不敢直面未来中被迫走向不可知的未来。还有一类是自信心和执行力很强的“受害者”，他们在不断的失意中寻找并抓住新的机会，进入新的环境。然而他们总是在新的环境中感受失意，遭遇“迫害”，在这种以不断证明自己永远不可能成功的努力中更加怨天尤人，更感“怀才不遇”（不妨想一想那些有“习惯性跳槽”或“习惯性离婚”倾向的人）。
有人把这样的“受害者”称为“受害病毒携带者”，他们患有“受害病毒免疫系统丧失综合症”。免疫能力低的人常常是“什么病流行就得什么病”，这不是因为环境总在有意加害于他，而是因为他对“受害病毒”总是“照单全收”。正如稻盛和夫说的：“遭灾是我们内心有一块吸引灾难的磁石。生病是因为有一颗吸引疾病的羸弱的心……消极思考的内心吸引了消极的现实，病态的心相必定产生病痛缠身的现实。”
人的大脑每天能接触到的信号有数万种，但它不可能对所有的信号产生反应。大脑有一种保持自身正常运转的自我防御和自动过滤机制。对于大量的信号，大脑的反应是不反应，即“选择性功能丧失”。选择性功能丧失的另一面就是选择性反应：它只对少数它认为“有用”的信号进行反应，就好像雷达只对特定频率的信号产生反应。
大脑有一套对信息的处理和反应完整机制，而且随着处理和反应的不断重复，逐渐形成对某类信号瞬间识别和反应的机制性偏好。“受害者”首先是对“受害”信号的“加工”、“处理”具有明显偏好的人。他们把中性的、多指向的信号瞬间加工、润色成“迫害”、“倒霉”的信息，并做出条件反射。这就开始了一个“映射游戏”：模糊的、多指向的信号被“受害者”明确化，他的反应就作为一种明确的信号发射到他周围的人和环境中，周围的人和环境也随之做出明确的反应。在“受害者”看来，这种信号越明确，就越具有敌对性，反过来，他的反应也更加具有敌对性。一个本来不存在或者说可能自生自灭的迫害情节就这样愈演愈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清晰地看见“受害”的“心相”是如何引发、招致“受害”的事实的。可以说，“迫害”是“受害者”被预置在身上、随身携带的命运。
但受害者从来不这么认为。他永远认定环境、他人总是有意加害于他。正如美国大众心理学家威廉.戴尔说的，任何负面的自我心理标签（如“我是一个受害者”）都带着顺应惰性的“好处”和“实惠”，因为它作为一个天然的借口，让人坦然放弃必然伴随着痛苦和劳作的自我担当和自我努力，一次又一次地获得暂时的安逸和轻松。“受害者”对这个自我标签有一种隐秘而强烈的嗜好。虽然他知道“受害”对他来说是不好的，但作为“受害者”的最大的好处是：他可以在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环境和他人中，感受到自己一贯正确，体验到“无责一身轻”的快感。这就是说，“受害者”是对于“受害”具有强烈而病态嗜好的“瘾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