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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亚雷以免费观看的方式在互联网上传播他的纪录片，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看到。最近，他将为《躯壳》配上中文字幕，并准备上传到优酷。“《躯壳》应该被所有人看到，希望中国国内的网站不会把它删掉。”葛亚雷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一切都崩溃了 时代周报：作为一个美国人，你为什么要关注中国的拐卖儿童问题？ 葛亚雷：拐卖儿童的话题早在我第一次到中国就开始关注，那时我住在哈尔滨，偶尔我会在街头看到一些乞讨的孩子。2008年的时候，我按捺不住好奇心问了一位在哈尔滨的朋友，他曾是一名警察。他告诉我，这些孩子大部分是被拐卖来的，我很惊讶。大约就在那时开始，我一直跟踪拐卖儿童的问题，并准备做一些报道。虽然我是美国人，但我曾经生活在中国，我有很多中国的朋友，我觉得孩子的问题非常重要。 时代周报：拍摄这部纪录片总共花了多长时间？拍摄期间，是否有你接触到的家庭找到孩子？你现在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葛亚雷：我们是在2011年初开始拍摄的，大概到今年年中全部结束工作。在此期间，我的确听说过有些父母找到了孩子，但我们采访过的家庭并没有这般幸运。我们采访的家庭，数量远不止片子里的那些，有些根本没在电影中出现，有些仅仅是一闪而过的镜头。我现在还与一些受访家庭有联系，至少从最近一次联系的情况看，他们都没有什么变化。没有人已经找到孩子，没有人放弃寻找。 时代周报：你记录了三个家庭的故事，在镜头背后，你与他们接触最深的感受是什么？ 葛亚雷：我们整个团队与这些家庭接触后最震惊的是，孩子被拐卖的事情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影响着家庭的方方面面。比如，我们原本以为丢了孩子，父母在精神上、情感上会几近崩溃；但实际上在经济方面他们也走向崩溃，因为大部分的父母原本就不富裕，有些家庭本身就贫困，找寻孩子花费了他们大量的精力，这样就没有太多时间打工赚钱，但四处找寻的路费却是一笔实实在在的开支。不仅如此，家庭内部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夫妻关系的恶化，相互埋怨，甚至引发另外的悲剧。我们就听到过，一个家庭因为孩子丢了，亲戚骑着摩托车外出寻找，结果遇到车祸，找人的亲戚也去世了。所以，在采访的过程中，震惊是一次接着一次，因为孩子被拐卖几乎对家庭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会带来难以磨灭的伤害。 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过于简单 时代周报：你接触的案例中，在失去孩子后，夫妻再生育的情况如何？ 葛亚雷：事实上，大部分被拐卖的孩子都来自农村，而中国农村的家庭往往有两个孩子。比较典型的就是刘力勤家那样的情况，儿子没了，还有一个大女儿。从法律上说，他们的确可以再生一胎，但现实是，他们往往在生了儿子后做了绝育手术，所以从生理上他们不能再生育了。 时代周报：有人把拐卖儿童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你怎么看？ 葛亚雷：我曾经跟中国政法大学的皮艺军教授做过这个问题的探讨，他会认为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因为相比较其他偷窃的东西，比如汽车、电脑，孩子更容易偷到，却更难追查到。而且如果人贩子事前已经谈好了买家，那么孩子就会很快出手。这个原因是他认为拐卖儿童在中国如此猖獗的原因之一。 还有，没有买家就不会有卖家，在中国，这样的买家、这样的需求依然很大。当然，独生子女政策让孩子在中国显得异常珍贵，但即便是想要更多孩子的家庭，只要夫妻双方有生育能力，可能更愿意自己生而不是买一个孩子。所以买家往往来自于不能生育的家庭，或者迫切想要个儿子而不得的家庭。当然，也有一些人会为残疾的儿子、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买一个女孩做媳妇。 时代周报：在《躯壳》中，我们看到受访家庭普遍对警方未能帮助他们找寻孩子感到失望，你也谈到中国警方在寻找孩子过程中的一些现实困境。我很想知道，美国方面如果发生了孩子失踪的事，警方一般会怎样？ 葛亚雷：美国也会发生与中国类似的案子，比如孩子被绑架，然后被带到远离家乡以外的地区，这类情况每年发生的数量在100起左右。我记得大概是2007年，这样的案子发生了115起，其中57%的案子最终以孩子被找回家告终，剩下的43%要么还没有告破，要么孩子已经被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