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改革者 1983年的春节刚过，吉林市的《江城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上登了一张“招贤榜”：船营区服装厂急需贤能，凡能在一年内实现产值120万元、利润1万元者，工资晋升一级，发奖金500元。 尽管也有人跃跃欲试，不过，当地工业局列举的数字却很不让人乐观：全厂127名工人，有40多名是退休的；贷款有29?2万元之多，另外还欠着16?8万元的外债；工人已经5个月没有领薪水了，逢年过节则是由区工业局借钱给困难职工，这些职工要报销的医药费、托儿费单据还有一厚叠；厂长在过去几年，一连换了6任。 在这个厂工作，几乎无班可上，工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聊天、睡觉、打牌、下棋、织毛衣……他们几乎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没有人管。甚至偷窃行为也时有发生，仓库里丢了东西，有时候反而要公安局抓住小偷之后反过来向他们“报案”。 一些想应试的人直接去了厂里一看究竟。这个厂让这些应试者望而却步：一大堆的垃圾和炉灰横亘在院中，散发着臭气，存料大棚也是歪歪斜斜。车间的机器上也都是灰尘，甚至墙角还结了许多蜘蛛网。 没有人敢来揭这“榜”。于是，当地的副区长找到曹兰英，要她来担当这个工作。曹兰英是年42岁，是吉林市汽车轴瓦厂和棉毛针织厂两个厂的厂长。几年前，她就有拯救濒临倒闭企业的经验。曹兰英有着非常敏锐的商业直觉，在轴瓦厂的时候，她就决定转产服装，并且带着几个科长一起到处去推销，生意非常好。 这年春节过后，曹兰英终于在船营区副区长的劝说下，成为船营区服装厂的厂长。不过在上任前，曹兰英向区长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登报；第二，搞好了，她不要奖金，也不晋级涨工资；第三，要允许她改革。区长同意了她的条件。 曹兰英上任做的第一件事是整顿厂容，把这个工厂原先肮脏的环境给彻底打扫了一遍。同时也立下了一些规矩：所有工人一律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上班时间出工厂大门要有班组长的假条。上班时间不许串岗，不许聊天——一切不利于生产的行为都不许。曹兰英把这些制度写在纸上，贴在墙上，每个人都必须遵守。 臃肿的机构现在也要开始精简。曹兰英精简了科室人员，并且把六个科室三个车间分成六个作业组，组长由选举产生。经济责任制在这个厂里再一次显示出威力，厂长直接管理组长，承包也直接到班组，曹兰英几乎一竿子管到底。
“承包”之后，船营区服装厂开始出现变化。过去做一套劳保服需要的布料是4?26米，现在缩减到了4?17米，过去要用5角钱的线，现在只需要1角1分钱了。“磨洋工”的人在发奖金时受到惩罚，工人开始发挥出他们自己的能量。 这个厂以前只是按照国家的“计划”生产劳保服，现在，曹兰英开始重视市场了。这年2月她去长春汽车厂，发现他们改造后的汽车没有坐垫套，便提出帮助他们加工。3月份，吉林省召开了一个东北地区汽车配件订货会，她让人拿着汽车坐垫套去参展，一下就订出了几百套，这让整个厂都备受鼓舞。 曹兰英在1983年几乎都在忙于揽活和了解市场的需要。船营区工商局想加工几个门帘，个体小摊床要加工20多个棚帐，小学要的20多套体操服这些小活也都接。经过市场调查，曹兰英认定8~15岁的童装有广阔的市场，她为此专门请了两位老师傅，负责童装的剪裁和设计，不到一个月，居然就设计出了40多款童装。这些童装上市后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抢购一空。一些商店和货栈因此找上门来主动要货，吉林省第一轻工业局和外商谈的童装业务也都给了船营区服装厂。一个叫文展斌的长沙的技术员甚至把自己研制的服装香液也主动寄给曹兰英搞试验，并且称呼她为“可尊敬的厂长”。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曹兰英带领下的船营区服装厂就扭亏为盈，曹兰英也因此升为区工业局副局长。报纸也称呼她为“时代的开拓者”。 这样的改革者在1983年的中国并不鲜见，他们都一方面改革内部的机制，一方面开始面对市场。上海飞达羽绒服装厂的副厂长张成林这年为了给他们的双羽牌中空滑雪衫寻找新的市场，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在1月和3月两次奔赴东北三省，甚至自己上阵去充当“流动模特”，身穿轻薄的双羽滑雪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宣传他们的新产品。他们的滑雪衫只有三斤重，比当时东北人一般都在六斤重以上的冬衣要轻上许多。 东北市场之大让张成林一行八个上海人深感走市场的必要。在哈尔滨，他们迅速在以前被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和天津产品占领的市场打开了缺口，中空滑雪衫几乎来一件被抢购一件。在大庆，他们甚至得到当地市长的邀请，为大庆油田的工人做人造羽绒矿工服。两次东北之行，张成林收获颇丰，除了收到12家百货公司的30万件订单以外，真实的市场也让他们大开眼界。他们随后提出了“立足上海，面向两北（东北、西北）”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