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系列专题：《中国现代商业的演进历程：追寻商业中国》
另一些领导人则提到了李世民，这位皇帝在位23年，在位时间与其他皇帝比起来并不算长，但他坚决地精简了行政机构，重用了干练的大臣，而且从谏如流，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灿烂的一个时期。 邓小平也强调要大力精简机构。在1982年3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改革国务院的建议：以2名副总理代替原来的13名副总理，以52个部、委、局代替原来的98个部、委、局。工作人员则从49 000人减为32 000人。“全国人民都高兴地看到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一步步地实行改革”。
眼下，道德问题正在引起更多中国人的重视。在廖鸿英看来，1983年一些20来岁的年轻人问题很大，因为“这些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在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前一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文明礼貌月”活动，让廖鸿英觉得，“文革”期间那种千百万人像野马一样，“整天不干活搞破坏”的现象已经不见了，“在‘社会主义文明月’中，对店员们、顾客们、骑车的、开车的、走路的，无不通过宣传工具敦促他们讲究礼貌和助人为乐”。至少在廖鸿英教书的那个大学，她看到每周五下课后和星期六那天，身体好的老师、行政人员和同学们都去打扫卫生，吐痰的人大大减少了。有些城市的小学生也参加维持街道秩序，当看见有人吐痰时就叫住他们搞干净再走。人们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民主与法制的时期，每个人都要改进一下我们的生活方式。” 不过近藤龙夫（前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看到的就和廖鸿英不同。他在1983年努力捕捉和他在1981年访华时看到的不同的景象。尽管他觉得“开放”政策已经成为不变的潮流方向，但是北京“整座城市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汽车照旧无所顾忌地大按喇叭，大批的自行车也依然无秩序地骑来骑去。近藤龙夫甚至还在北京看到警察和市民吵架，旁边围着一堆人的场景。尽管他努力观察，试图发现店员的服务因为开展“文明礼貌月”活动而变好了，但是，这方面的变化在他看来，是“不值一提”的。 廖鸿英认同中国把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方面，但她同时也不认为党“忽视了政治”。相反的，廖鸿英引用列宁的观点在《中国见闻》中写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现在全国正忙于举行各种会议和专题会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位女性，廖鸿英自然关注妇女的地位在这个年代的变化趋势。在社会主义中国，毕业生照例能分到一份工作，但是某些机构却更愿意要男学生而不是女学生，虽然她发现女学生要比男学生更加用功。这让早年就憎恶剑桥大学不授予女性完整学位的她认为是一种歧视，“这种歧视在资本主义国家不足为怪，但真不愿社会主义的中国也有这种现象。” 廖鸿英注意到，杂志和日历的封面到处印上美女的图像一事也引起了各方面的抗议，“难道不能用女英雄来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卓越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妇女们的相片呢？”妇女们则指责出版社侮辱女性。廖鸿英写道：“当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委员会以及生产队中都不乏负责的杰出妇女的事例，在许多情况下，妇女的成就往往超出她们的男性伙伴。说到底，还是一个政治觉悟问题。” 不过这年的确有些优秀女性的照片上了报纸。如果廖鸿英注意到，定会欢欣鼓舞。吉林的曹兰英就是这样一位贤能的女性。
